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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短的参谋会议。这次作战的胜利使我的荣誉勋章上又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但我却感到有些受之有愧，因为我只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况且当时的情况也并非十分危险；尽管有一次一颗炮弹落在了距离盖伊将军和我只有几英尺的地方，还有一次，一发炮弹从我们头顶掠过落在了对面的公路上。
十五、
到了1943年7月13日夜里，我认为德军11日和12日发动的反攻是他们所能进行的最后一搏了。因此，我修改了我日后在西西里作战的计划。如果我因恐惧而不敢果断抉择或是相信了情报处长的报告的话，那么这场战役也许会拖得更久，而且也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战绩了。
作出这样的决定看起来很容易，但在我看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十六、
7月14日，我收到亚历山大将军打来的一份电报，要我在卡尔塔尼塞塔附近采取防守态势，以此来掩护英军第8集团军的左后方。如果遵命执行那就会对美军不利。在凯斯将军、魏德迈将军和盖伊将军的帮助下，我起草了一份经阿格里琴托和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对巴勒莫发动迁回进攻的命令。
随后，在魏德迈将军的陪同下，我们前往非洲向亚历山大呈递这份命令。我对他说，我确信这就是他的意图而且说明我们不应该采取守势。我请他签署这份命令，他同意了，但他说在我末进行武力侦察之前，绝不可贸然攻打阿格里琴托。我确实进行了武力侦察，但我却动用了手头所有的部队，即第3师、第82空降师一部、两个别动营以及第2装甲师一个装甲战斗群。要是这次进攻失败了，我肯定会被撤职。但我们却在22日打下了巴勒莫。
十七、
我们沿着西西里岛北方公路向墨西拿推进的过程中，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晚饭后不久我们又开始了第二次两栖迂回作战行动。呆在第3师的凯斯将军打电话告诉我，第2军指挥官布雷德利将军及其下属的第3师指挥官特拉斯科特将军均认为，第二次两栖作战十分危险，请求允许推迟进行。我让凯斯将军转告他们，战斗一定要按时打响，我会立即赶赴那里。
我带上盖伊将军一同出发了，半路上我让他在海滩下了车，奉命监督两栖作战部队出发，然后我来到了第3师师部（当时那里正遭到敌军的零星炮击），找到那儿最勇猛的特拉斯科特将军，但他显然是累坏了，并断言这次行动一定不会成功。我命令他一定要按计划行事，并同时告知他，如果取胜，功劳归他；如果失利，责任由我承担。接着我又给布雷德利打了电话，向他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我对他俩说，我对他们是完全信赖的，我要马上返回司令部去。因为如果我呆在那里，就体现不出我对他们的信任。那天晚上，我一点儿也没睡，敌军不断地向我们开火，但他们却未击中我们。起床号吹响不久，值班军官哈金斯上校打来电话告诉我，昨天的进攻取得了全线胜利。
其实要命令你完全信赖的军官去执行一场他们认为毫无把握的战斗真是件特别棘手的问题。
十八、
在攻打特洛伊纳的战斗中，我在卢卡斯将军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布雷德利将军的司令部，当时他正在指挥这场攻击战。我们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在山谷发现了一所野战医院，于是我们停车，下去看看那里伤员的情况。医院里大约有350名伤员，他们虽然伤势都很重，但却都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并且时时关注战斗胜利的消息。
正当我要离开医院时，看到一名士兵坐在包扎所旁边的一只木箱上。我走过去问他：“怎么啦，小伙子？”他答道：“没事儿，只是实在受不了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实在是害怕挨枪子儿。”我又问他：“那么你是没病跑到这里逃避打仗的喷？”他一听这话马上嚎啕大哭，我立刻看出他患的是歇斯底里病了。我用手套煽了他一巴掌并命令他站起来马上归队，拿出点男子汉的样儿来，他照办了。其实这名士兵是未经请假擅自跑出来的。
我深信我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完全明智的。如果其他军官也敢于这么做的话，那么那些借口患有“战争疲劳症”而实际上却是贪生怕死的现象就会大大地减少。
十九
1944年7月28日，布雷德利将军通知我，第3集团军将于8月1日中午投入战斗。在此期间，我要接手的第8军和第15军当时还未正式投入战斗。29日下午，我在库塞斯坦以南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装甲师停在路边，与此同时，指挥官们正对着地图研究怎样才能渡过西埃纳河，好能顺着沿海公路向格朗维尔推进。我瞅了一眼地图，看那条河就在附近几英里的地方，于是我便亲自来到河边测了一下河水的深度。原来河水不过两英尺深，另外，据我观察，防守这条河的只有一挺机关枪，尽管它也曾向我射击，但却根本没打着我。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我回到了指挥官那里，问他为什么不渡河。他说他不知道那儿是涨水还是退水，而且据他掌握的情况，敌军调集重兵把守这条河。我语气十分严厉地告诉他我刚刚去过那儿，我要求他也要亲自走一趟。他照办了。自从那时起，该师就成为第3集团军中最勇猛的一个师。那次是他们第一次打仗，他们需要被人推一把才能动起来。
二十
1944年7月31日，吃罢晚饭，加菲将军、哈金斯上校和我驱车来到了第8军司令部。我告诉该军军长米德尔顿将军，明天早上由我接手管理这个军。他说他很高兴我能来，因为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塞鲁河。我问他要不要渡河，他说，“不。”我告诉他说，很多战役失利的原因就是在该渡河时没有及时渡河，并命令他立即渡河。他解释说阿弗朗什以南的桥梁被炸，不知如何渡河。正当我们在一起商量怎么渡河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报告，说尽管该桥被炸但却仍可以继续使用，还有，第4装甲师占领了阿弗朗什以东的一座水坝，部队也可以从水坝上通过。于是我命令第8军当晚就开技渡河，他们当即照办。我在这里谈及此事，并不是要批评米德尔顿将军，他确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但在关键时刻，给予一点额外的动力有时也是很有用的。要是我们那晚没能夺下一个桥头堡的话，那么我们整个战局都会受到危害。
二十一、
第3集团军通过阿弗朗什走廊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通往阿弗朗什有两条道，但只有一条从桥上经过。我军的两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兵师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就通过了这条走廊。当时没有计划，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制订出什么计划。我只是把各军、各师的指挥官布置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部队一到就马上指挥他们通过。这是一次危险的行动，因为部队头尾相接地挤在一块儿，队伍长达好几英里，但除此之外却无它法来保证部队必要的行军速度。这次行动能取得成功全靠各位指挥官，特别是米德尔顿、伍德、海斯利普、加菲和盖伊全力支持，还有第3集团军参谋部门在顶着极大的压力下所表现出的非凡才干，当然也还多亏了上帝的帮助。
二十二、
第3集团军从阿弗朗什向摩泽尔河挺进的途中，为了不中断第3集团军的推进，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做大量说服工作，而且我们还要很自然地承担起万一这次壮观的行动失败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我们遇到的较大的难题就是从圣纳泽尔到特鲁瓦的第3集团军的右翼全都空着，根本没有设置任何部队把守。我当时之所以作此决定，是因为我认为虽然当时德军兵源充足，但他们却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动灵活能力，而我们向来以反应迅速著称的第19战术空军司令部随时能发现向我们进攻的大股敌军部队，并能很好地牵制住他们，从而使拥有很强机动作战优势的美军有足够的时间对付敌人。事实证明这项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十三、
大概在9月15日前后，有迹象表明，我们的汽油快用完了。我命令第20军和第12军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坦克用尽最后一滴油，然后再徒步前进。他们照我的命令做了，结果我们在摩泽尔河的对岸夺下了一个桥头堡。事前还有部分军长极力反对我这么做，说我这是一次毫无必要的危险行动。这次行动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并不是什么冒险行为。
二十四、
1944年9月30日，我视察了在南希的第12军司令部，在那儿我获悉第35师约两个战斗队在摩泽尔河以东一座小山头上遭到了敌军猛烈的进攻。在此之前，我曾下令不准丢掉一寸土地，于是我命令第12军军长动用他最后一支后备部队，即第6装甲师一部，以此来保住这个山头。第二天，我派当时的参谋长加菲将军去查看一下那里的战况。下午2时，他打来电话报告说第35师的两个战斗队刚刚接到命令要放弃那个山头。我告诉他立即撤销这次命令并把该军军长和第35师师长以及第6装甲师师长统统都叫到第6装甲师指挥部，让他们在那里等我，我立刻坐飞机赶赴那里。
一到那里，我发现原来这三位指挥官都觉得没有取胜的把握，他们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他们立即收回成命，并要让第6装甲师在次日清晨重新加入战斗。他们反对我的意见，说第6装甲师是我们手头剩下的唯一家底了。我说留在手头上项什么用，马上让该师投入战斗。
第二天，第6装甲师和第35步兵师重新发起了进攻并取得了全面胜利。仅在一处阵地上清点出的德军尸体就超过了八百具。应该说参战的指挥官个个都是好样儿的，但他们实在是精疲力尽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疲劳过度会使人产生悲观的情绪。
二十五、
10月份的时候，在摩泽尔河和梅斯河以西作战期间，第20军军长沃克将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