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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安吉络，共有6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结果剩下的人也没再继续后退。在这次战斗中，那6个自告奋勇的人中有4人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负了伤。当又有更多的坦克跟进时，余下的步兵也都跟着冲了上来。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我因为有这两项特殊表现而获得了十字功勋章。
八、
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以后，我流了不少血并在距德军防线大约有30码远的一个弹坑里躺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军仍不断遭到敌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但却没有人员伤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负伤，我觉得自己伤势很重，一定是快不行了。可我却不听医生的劝告，执意要他们把我送到当时由我负责支援的第35师司令部，在那儿我就把我在前线上所看到的一切向他们—一如实作了汇报，然后再让他们把我送回医院。其实我的伤并不太重，但精神上所受的打击绝不亚于身体上的伤痛。这一点同我在前面提到的在深山峡谷中寻找黑兹将军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九、
1942年11月9日上午，我由副官斯蒂勒中尉陪同前往费达拉海滩，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船只进港卸货后却不及时驶离港口，那里硝烟弥漫、炮声阵阵，法国飞行员正在向海滩扫射，尽管他们扫射的命中率很低，但我们的士兵却总得躲起来，这样就影响了卸船的速度，尤其是影响了弹药卸运的速度。而弹药的卸运速度对我们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军在南边不足一千码远的地方正与敌人激战，急需这批弹药。
我留在海滩上并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亲自帮助船只离岸，我认为我对稳定部队情绪及确保最初登陆成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海滩上呆了大约有18个小时，自始自终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投身于这种实际事务中。但我认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完成他应有的任务，而他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任务是激励士兵们的斗志。
十、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哈金斯上校把我叫醒并且对我说，一名法国军官从拉巴特来到这里，他带来一份命令；要卡萨布兰卡的法军投降。我们派一名士兵护送他去卡萨布兰卡。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不该取消预定的进攻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先由空军于当日早七时实施轰炸。当时有许多优秀的军官劝我取消这场进攻，但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对敌压力，那我们肯定会使法军投降。反之，如果我们表示愿意同他们谈判的话，或许他们就不会投降了。又何况法军同我军的比例是二比一，抓住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下令继续进攻。第H天清晨6时45分，我收到了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发出的投降请求，8分钟后，我好不容易通过电台把命令传达到7时即将起飞轰炸的机群以及7时16分要发动炮击的海军。当机群接到我们的命令时，距离起飞时间只有不到1分25秒了。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下午1时半，西非战场的法军最高司令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和诺盖将军带着参谋人员来到了费达拉的米拉马饭店投降。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上级明示给我两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其中一种要比另一种更宽大些。在横跨大西洋途中，我把这两个条件读了好几遍，但是由于缺少历史知识，直到法国人都来了，我才发现这两个投降条件是为阿尔及尔，法国的一个属地制定的，而摩洛哥则是法国的保护地，完全靠法国人的威信控制阿拉伯人。基于这一事实，我清楚地感到这些投降条件都不合适。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失去了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有的通讯联系，对非洲战场上其他几场战役进攻的进展情况也是一无所知。我不得不作出决定，我必须保住摩洛哥，把它作为美军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如果摩洛哥陷入一场阿拉伯起义的痛苦之中，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美军进军非洲的门户了。因此，我必须维护法军在这里的威信。
我站起来，用不太流利的法语说（我曾在法军骑兵学校上过学），一战期间，我曾在法军中服役两年。我向来对法军军官都是特别尊敬的，钦佩他们所取得的荣誉。如果现在我能荣幸地听到法国军官保证他们不向美国部队和战舰开火的话，他们可以保留武器，守卫海上要塞，像从前那样活动，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从未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感到后悔。我相信，要是我当时不那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要用6万名美军占领摩洛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减少我们本已不足的兵力。
十二、
1943年3月5日晚10时左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将军打来电话，要我次日清晨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布兰奇机场汇报战况，并且还要带上一名代理参谋长和两三名参谋，做好执行长期野战任务的准备。我没法从一般的参谋部抽出任何一位参谋，因为他们都得留下未继续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我带上两位副官，詹森上尉和斯蒂勒中尉，传令兵米克斯中士；第2装甲师的加菲将军（担任我的代理参谋长）；作战处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后由马克多斯取代）和情报处长科克上校。3月6日中午刚过，我们抵达布兰奇机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的迎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撤掉弗雷登多尔将军，准备叫我接替他负责指挥第2军，并于14日发起进攻，各项计划均已拟好并获得了批准。我问我如何能授权撤换弗雷登多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已经在电话上同弗雷登多尔谈过了。他随即又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一段话，告诉弗雷登多尔将军可以同我共事，一直到我解除他的职务时为止。
之后，我们飞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过了一夜，并结识了第2军所属集团军群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将军告诉我，3月10日以后，第2军将脱离英军部队，虽然其番号不变，但该军却被视为一支独立的集团军。
7日清晨我又飞往特贝萨，上午9时抵达第2军司令部，我发现竟然还有绝大多数军官没有起床。情况简直糟透了。4个师中有3个师管理混乱，并且普遍存在一种自卑的心态。其他各师几乎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只是一味地蛮干。该军纪律涣散，参谋部门的每一个人都能随便发布命令，更有甚者，作战处长居然可以命令一个师把他们的一个加强排派到某某地方。
从7日上午到13日傍晚，我亲自到4个师的每个营中训活，并重新恢复了严肃的纪律。这件事实际干起来十分困难，但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4日早晨我们在加夫萨首次作战就大获全胜。该军中普遍缺乏自信心的情绪一扫而光，从这以后，第2军就以锐不可挡的气势、顽强的战斗作风去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十三、
在突尼斯作战期间，我们处在英国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我的司令部内就有一位英军的准将。大约在那年4月份的第H个星期的头一天，我正拼命努力要攻下一座名叫“贝达山”的山头。就在这天晚饭后，当时指挥这次进攻的第9师师长埃迪将军来到了我的驻地，当着那位英军准将的面，他跟我说，虽然他会按我的命令继续指挥作战，但他认为，不仅此次进攻取胜的希望渺茫，就连参战的各步兵团都已经损失了百分之二十六的兵力。
这使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继续打这场毫无希望的进攻，要么就同意停止进攻，可这又使我不仅在英国人面前丢人现眼，而且也使我违背了自己立下的作战原则。此时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于是我命令埃迪将军停止进攻。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最难下达的命令之一。
好在第二天在山谷那边的第一师夺取了一座观察哨所，从那里我们可以向我们在此之前一直试图攻击的山头发起猛烈而有效的炮击。我们把军中的炮火以及两个师所部属的炮火打击全都集中到一块儿。黎明时分，向预定目标发起炮击，每门炮连续急发25枚炮弹，其中还带有燃烧弹。我们想用此方法来迷惑敌军，使他们以为我军即将发起攻击，同时把他们的人骗进阵地。过了10分钟，又是一阵以每l’1炮25发高爆炮弹的轰击。结果，我们拿下了那个阵地，而且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可德军却因此伤亡惨重。
十四、
1943年7月10日凌晨，盖伊将军、奥多姆上校、斯蒂勒上尉和我一起在西西里岛的杰拉登陆。登陆的海滩正遭到敌军的射击，但大多数子弹在大约25英尺高的空中飞过掉进了海里，几乎没有造成伤亡。当时海滩上混乱不堪，根本没有人工作。我在参谋的陪同下在海滩上来回走了一会儿，这使那里的士兵逐渐恢复了信心。特别是当敌机飞临海滩上空并向我军扫射时，我们并没有躲起来，这就让他们更有信心了。
后来，我们进了杰拉城，冒着密集的炮火，我们在那儿停留了一阵子。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左边，一个意大利步兵旅正在进攻我们最薄弱的防线，在那儿我们只有两个别动连。在我们的右边，敌军的12辆坦克已经冲破我军阵地，离海滩还不到400码。
必须想办法从敌军的坦克与第1师之间的路上穿过，这样才能找到特里·艾伦将军。这次行动可谓一次冒险行动，因为当我们从两军激战的战场中间穿过时，德军调集了大约m辆坦克向我们发起了进攻。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及时找到了艾伦并部署了次日清晨继续进攻的计划，我至今还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会议期间，炮弹声轰轰作响，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简短的参谋会议。这次作战的胜利使我的荣誉勋章上又增添了一枚橡树叶，但我却感到有些受之有愧，因为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