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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医院看望了艾伦上校，他是在我们攻克魏玛时获救的。他的右臂肘部以下被打断了。他给我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给他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把他仅有的一点儿乙醚全用上了，由于剂量不够，在手术快结束时，他让艾伦喝白兰地和一种叫作氯醇的药液。艾伦说，他看到至少有80名德国人除了服用氯醛和白兰地外，一点儿麻醉药都没用就做了手术。那里没有消毒安排，没有肥皂，没有水，医生和护士在血水中穿行。由于担架太少，许多伤员是被人拖进手术室的。负责给艾伦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是个奥地利人。艾伦住院期间，他总是谎报艾伦的伤势，因为德国人已经知道艾伦是上校，并急于把他押到集团军司令部审讯。这位外科医生最后告诉艾伦，如果事情到了不得已时，他就帮他逃走，藏到山里去，等候自己队伍到来。艾伦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向我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他留在集团军。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表现得很出色。
4月14日，第20军和第12军在装甲部队的援助下抵达了规定的停止前进线。这条停止线是沿着穆尔德河，从位于我们北部作战分界线的霍克里茨附近到茨维考附近，再从那里穿过普劳恩和霍夫。随后与通往拜罗伊特的高速公路大致平行向该城以东延伸。
应后勤补给区普兰克将军的邀请，我和克雷夫斯中尉乘机飞往美因茨，出席莱因河铁路桥通车典礼。这座铁路桥是我的朋友兼同窗弗兰克·西伦上校负责建造的。西伦看上去颇为沮丧，因为他用了9天20小时15分染成这座桥。据他说，比凯撒当年架一座类似的桥多用工12小时。我们对他指出，凯撒建的不是铁路桥。举行了必要的仪式后，我被邀请为大桥剪彩。没有红绸子，彩带由一条红带子代替。有人递给我一把剪刀，可我富有戏剧性的天性促使我要来一把刺刀割断了红带子。然后，我们跳上首列过桥火车的平板车厢，火车过桥时，我暗地里非常担心大桥会塌陷，虽然我历次战斗从没这样害怕过。归来的路上，许伦把他的一些架桥设备向我们作了—一介绍。其中，有一台大型起重机一次能举起一个桥框。我想西伦当时称它为“活动座车”。
回到司令部，我发现盖伊将军、佩安上校和科德曼已察看了魏玛以北的另一座苦役营——布痕瓦尔德营，显然，它比奥尔德卢夫的集中营更为恶劣。我立即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他派一些新闻界的高级代表和摄影师来采访这些令人恐怖的细节。艾森豪威尔将军不但采纳了这个建议，还请来了国会议员，我们让大约15000名魏玛居民观看了这个集中营，使他们直观地了解到他们政府的滔天罪行。说实话，我相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
抵达停止前进线以后，我无法获知今后的安排，我仅听到第12集团军群说我缺少足够的军需给养继续前进。其实我很清楚我们的军需给养状况。
上级司令部通知我说，一名随第3集团军采访的叫德里斯科尔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称第3集团军由于受第1集团军的影响而无法前进。显然这冒犯了一些人。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总是拒绝回答涉及别的集团军的问题，也拒绝讨论他们的事。我认为第3集团军能独立处理事务，用不着向别人赔礼道歉。我找来夸克少校，指示他今后不准任何人发表比较各集团军是非的报导。
4月15日，第12军、第20军和第8军实际已抵达停止前进线。我乘机飞往魏玛，察看了我当时认为可以作为我的新司令部的那座楼房。这座楼房是德国一个前任地方官的官邸，他应为这附近的苦役和其他暴戾行为负责。在这儿，沃克将军交给我一只玩具船作为给我孙子的礼物，我立即收下了，因为这无疑是那个德国暴徒从别人那里夺来的。
然后，我和沃克将军一行参观了魏玛布痕瓦尔德苦役营。苦役营附近有一家兵工厂，该厂主要制造V－l飞弹零件和大炮弹药车零部件。工厂的一片残垣废墟标志着我方空军空袭的精确性，因为苦役营没挨过一颗炮弹，它完好如初。
除了工厂里的苦工外，这个苦役营里还关押着大量的政治犯。这里每天只供给8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结果导致每天晚上都要死掉大约100人。我走进了两幢建筑，牢房里每边有4层铺位，与过道呈直角，但略微向前倾斜。这样，俘虏的排泄物和其他污物就从他们的身子底下流到地面。我经过时，这些污物至少有3英寸厚。奇怪的是这里的气味并不特别难闻；虽已发霉但还没怎么腐烂。
这里的囚犯很虚弱，看起来活像木乃伊，他们的智力也退化得跟木乃伊差不多了。如果大量的囚犯没有因饥饿死去或因其他原因死掉，那么他们就等不到自然死亡来结束生命了。他们被丢入一个斜道，赶进一个挂满了钩子的屋子，那些钩子和肉店里挂肉的钩子差不多，高地约8英尺。每个钩子都有一根晾衣绳粗细的绳子，两端各换一个扣。一个扣穿过另一个扣形成一个绳套，套在苦役犯的头上，另一个扣通过钩子扣紧，人就被吊在那里，直到窒息而死。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还动不死的话，他们就用一根棍子猛击受刑人的脑袋，那棍子极像揭马铃薯的大棒，它肯定被用了很多次，因为它的一端已经裂开了。
这个集中营最令人发指的一点是全部处决都由犯人执行，更为可恨的安排是让各组的犯人自己选择必须处死的人，一个种族为一组，选几个人代表该组挑选必须就地处死的人或送往像奥尔德卢夫那样的集中营的人，他们把集中营称为“灭绝营”。
在这个苦役营里，据说关过一些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已完全沦丧，他们被劝说在难友身上实施惨无人道的实验。据报告，一次800名囚犯被注射了防治斑疹伤寒的疫苗后，又被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800人中死了700人，而这次实验还被认为不令人满意。奥多姆上校问其中一些医生，他是否可以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一个医生声称需要一些炭黑，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关于人脑的非常有趣的实验。显然，他们是拿活人的脑子做实验。
在布痕瓦尔德苦役营的死刑室里，有一架手摇升降机。它把尸体向上运到一楼的焚尸间，焚尸间里有6个焚尸炉。尸体被扔在装尸台上，这种装置与155毫米大炮用的装弹盘很像。随着一声命令“扔进去”，装尸台的一端就会撞开炉门的闭锁装置，尸体被射火炉内，一会儿就化为灰烬了。负责焚尸的苦役犯非常自豪，他不断地用手拭擦地面，然后伸出手让我看地面有多干净。
回到司令部，我才知晓布雷德利一直试图用秘密电话与我联系，但这部电话早就坏了，因此，盖伊只得使用普通电话告诉他，我上午会去拜访他。
当飞机在德国上空飞行时，我们见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这里有数量众多的游泳池，尤其是每个小镇都有一个，我想这肯定与他们的健康有关。
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在德国，所有主要的电线都被彻底破坏了，但我们进入德国境内，尤其是抵达莱因河以东后，主要电线均未遭破坏，即使有损坏，也只是一二处。
4月16日，我在哈金斯上校陪同下，乘机飞往威斯巴登，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布雷德利将军，又见到了霍奇斯和他的作战处长。我们设计了新的作战计划，这计划实际上只是改变了一下进攻方向，向南进攻所谓“棱堡”。为贯彻这一变动，第8军重新归属第1集团军，留在原地向南、北方向延伸战线。我们选用第8军是出于双向扩展的需要，它比其他军更为迅速，其他军在一个方向就要多走二倍的路程。这次扩展，南面到霍夫，北面到第20军原作战分界线。为完成作战任务，我们把第20军第76师调给第8军，把第4和第6装甲师也给了第8军。
第四军司令部、炮兵部队和第洲师向南开赴，使他们左面的分界线与第12军右翼界线衔接。在此之前，该地区由第7集团军第15军占领。他们从第12军接管了第71师，该师也在向右移动，另一个师也从后方开来。
另外，我们还得到了范佛里特指挥的第3军的一些部队和从围攻鲁尔的部队中调来的队伍。第3军将接管先前由第7集团军第四军（F·W·米尔本少将）控制的前线战场。除了第11装甲师，我们还获得了3个装甲师，即已参战的第13装甲师（约翰·米利金少将）；新组建的第伪装甲师（J·L·皮尔斯准将）和第20装甲师（奥兰多·沃德少将）。
我为得到这几个师而喜出望外，我认为趁战争还没结束，我应当让这些只有训练而无作战经验的部队亲历一下战争。
第3集团军准备向东南沿着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线平行路线前进。多瑙河恰好成为北侧的第12军和居中的第力军的分水岭。第7集团军将向正南进军，而第1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继续防守。
在返回途中，我们飞至巴特消海姆以西16公里的齐根堡城的上空，冯·龙德施泰特的司令部就驻在该城。在我军强渡莱因河之前，该城曾被我军战斗轰炸机空袭过，且轰炸效果显著。轰炸的准确性一直令我称赞，尤其是他们竟能识别单个摩托运输车并击中它。我们召集4位军长开会，向他们讲解了新的行动计划。他们对即将开始的侧向转移改变方向以及完成其他任务充满信心。第3集团军作出任何决定，韦兰将军都一直参加，他对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给予了充满信心的支持。米德尔顿仍是一位毫无援疵的军人，他提议由化和霍奇斯将军商量，看霍奇斯让他在哪条战线作战，以及集团军各部队开始调动的时间。会后午餐时，我坐在埃迪将军旁边，我对他那没精打采的样子感到惊讶，他平常可总是兴致勃勃的。
黄昏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