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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师劳资处让场里派人到上海又接一批支边青年。政委托这些干部到上海旧货商场淘买来一个老式的铸花铁床。又从去年来的青年的家长里头找到一位，请他把铸花铁床架做番精加工。除锈。油漆。床架上端各种饰物抛光。电镀。四条腿上都安能多向转动的小黑轱辘。托运单前天寄到。昨天供销股派辆“解放”牌卡车，上乌鲁木齐车站货场把它取了回来，顺便又到二级站拉回一车百货。
“老头恨不得今天晚上就用上它……”政委的爱人伸出她那穿着鸭舌轻便棉鞋的脚，轻轻踢了踢那又扁又大的包装木箱，说道。
“准保用上了！装起它来，费什么劲？”陈助理员脱掉棉袄，挪过早预备在一边厢的管钳、扳手之类的工具，说道，“您别管了，去检查儿子的功课吧。二十分钟后来验收我的活。”
“他就喜欢这，让人到旧货摊上淘换东西。谁知道原先是哪个下三滥使过的？想着都叫我嗝腻得慌……”
“那倒也是……”
“他就那么着急！昨晚上就想让警卫班小伙子来相帮着装起它来瞧瞧。这不是开玩笑吗？那些小伙子都是睡土炕和红柳把子床长大的，连见都没见过这种床，能装得了吗！”
“那倒也是……”
议论到这儿，谢平以为陈助理员会趁便向政委的爱人介绍一下他，也以为政委的爱人顺口会问一问他这么个在一旁戳着的大活物究竟是谁。但他俩都没这么做。
个把小时后，政委送走客人，听说铁床已经架起，呷口浓茶，烧上棵烟，便兴冲冲奔偏屋来了。
谢平头一回见政委。他也就五十来岁吧。于瘦。个儿中等。原先是京津唐一带什么部队的仓库主任。转业好些年了。但来羊马河的时间不算长，三个年头吧。实打实地算，也就二十来个月。场龄比谢平他们长些。政委转业时，没能就把家带来。他爱人不肯来。她那会儿在京郊一个什么县的农校教书。直到这次政委调羊马河，她才松了口。主要还是想到政委走得更远了，年岁也一年大似一年，没人贴身照料生活不行；再说农场跟自己的业务也对口，就来了。来之后，一直干黄干黄，直线地瘦下去。六味地黄和驴皮阿胶都不管事儿。她老苦笑着说：“这是因为吃不上炸酱面的缘故啊！”倒也是的。这达也种黄豆。可这豆怪了，磨豆腐可以，做酱不中。做一切要经过长毛发霉尔后才成的东西都不行。有毒。比如就不能用这达种的豆做酱腐乳。她在子女校当副校长，上半天班。卫生队队长主动跟子女校支部打招呼，得让她全休才行。队长甚至亲自去找过政委。政委笑着挥挥手说：“她的事，我不管哦。管不了那么多哦。别找我。”她还是全休了。但依然瘦，病。跃，跃的。她说得一口地道的京腔京调，蹦脆儿，真跟水萝卜似的。全休下来，她狠抓了两件事：一，管儿子。功课上的事不用说了，对儿子的口音要求尤为严格。儿子一直跟她在京郊生活，她不能想象她的儿子撒着满口河南腔味晃进她这安静的小院子里来。农场河南人居多，学校里通行的“国语”是河南官话。不管你本人出自何处，你的儿女在农场说的则一律是河南话。这正是她最担心的，最难以忍受的。她不能让儿子彻头彻尾地变成“农场小子”。她想着，无论是她，还是儿子，终有一日还是要跟着离休了的政委回那吃得上炸酱面的京郊县城去的。第二件事呢，她把院子改造成了改良型四合院。取暖都不使火墙，而是托她老家的人进北京城到广安门外日杂品商店买来那种老北京人最为称道的两用铁炉。银亮的烟囱管从窗户上方探出头去，日逐地在廊檐下淡淡冒缕青烟。管口还吊个小罐儿，承接沥下的烟油，以免玷污了大青方砖铺起的抄手围廊。
他们三个足足又用了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分析评论那巍然架起的铁床。政委不时从床身上能发现一点儿包装箱里带出来的草棍和刨花屑，细心地去吹或掸掐。陈助理员手里攥一团湿抹布，紧着在政委刚吹过或掸掐过的地方再给以深人地擦抹。
到收尾，还是政委提了谢平一句。他对陈助理员说：“你可不能只图轻省，就把劳动竞赛那一摊儿全撂给这个小伙子了。”谢平心里一阵慌热，感激地斜瞟了一眼政委。
以后的几天，谢平时不时地追问自己：到底是在哪儿见过政委家那个屋子的？空空荡荡的白屋。老式精细的方桌、大机凳。乌黑的。磨损的。他不安，忐忑，一定要把它想起来。翻江倒海地搜寻记忆的每一个角落，细细地过筛。最后还是只剩下一个个空白的筛眼。想不起来。他逼自己回答：如果你没进过那屋，怎么会显见得那么眼熟？如果进过，那么是什么时候去的？回答不上来。空白。后来他又悄悄从政委家门前的林子走了两趟。门前去，屋后回。所有的印象都表明，那天随陈助理员拜谒政委，确实是他头一回进这白屋。既然是头一回，你怎么会感到那样地眼熟？问题又回到了质疑的出发点上去了……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嘛，干吗还要“不安”呢？就连这一点，他也回答不了自己的追问……
这几天里，陈助理员从组织股的档案柜里抱给他几大包历年来总场下发的文件，让他在正式开展工作前，进入点情况。这几天里，他还结识了几个人。一个是他们组织股的保密员，外号“老哈”。一个是宣教股的老宁。再就是生产股的老严。还有总机班的几个小丫头、大食堂的老班长、菜地的王铁头……这么数，就多了去啦。他从老哈、老宁、老严三个人嘴里得知，机关除过干部股、财务股、行政股和机关支部，有正式任命的头儿，其他那些股室都还没任命头儿。大不了搁个中心助理员，在那达暂时主个事儿。这局面，从二十几个月前，政委一上任，就开始了。场长原先是要抢在政委到任前，把所有股室的头儿都重新任命一遍的。但政委在师部得到这消息后立马跟师干部科打了招呼：羊马河营职干部的任命，一定要等他到任以后再定。干部科当然得尊重他的意见，便把羊马河当时报上来的一摞提升报告全压下了。据说，这个消息就是陈助理员透给政委的。这以前，政委并不知道羊马河还有个陈满昌的。陈助理员的“密报”，使政委感到羊马河还是有识大体顾大局的同志的。但因此，场长和政委的关系便日趋尴尬；政治处和司令部的关系也搭了僵，以至于相互戒备。老哈对谢平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你是政治处调来的，将来是政委的人。上九里那个干训班，实际上是场长要办的，他们将来就是场长的人。所以，你得注意哈，见了干训班里的上海老乡，嘴上也得把把牢哈。你听我说哈！“
老哈其实姓白。是个回回。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出头了还独身着。因为任什么话从她嘴里说出来，便要带七八个“哈”，大家就管她叫‘老哈“。巧的是回族同胞里确实有不少人姓哈，所以她对这外号倒也不那么地嫌弃。她个子很矮。皮肤黑而颧骨高。有一张相当大的嘴。大伙说，那是让她”哈大的“。她也跟着直乐。陈助理员老说她：”别瞧着黑，还是经得住细琢磨的。“谢平怎么弄也体会不出，她怎么个经琢磨法，这里的奥妙又在哪里。到底该从哪个视角去看，才能觉得老哈的那张螳螂脸是”经得住细琢磨“的。倒是常看到陈助理员推出自己那辆刚买不久的”飞鸽“车让老哈学着骑，还不厌其沉重地去扶她教她，听她惊恐万状地嘻嘻哈哈叫嚷，并最后总以歪倒在他身上结束。有几天，他索性不把车推回去，存在谢平的大办公室里。有一天裘副指导员气呼呼地来把车推走了。因为谢平没看住这车，陈助理员还埋怨了他几句。后来两人用政治处的公车，远远地躲到子女校大操场主席台背后的小空地上去互教互学了，谢平窗前便安静到空寂的程度。
有一天，陈助理员让谢平试着起草一份关于今冬明春在全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文件。他就请老哈提供几份以往类似的文件作参考。到保密室跑一趟，当面说要求。老哈说：“这么点事，你打个电话吩咐一声不就行了，还跑哈呢？”谢平只是笑笑，没做声。前回，也是为一份文件，他给老哈打了个电话。第二天，陈助理员就得知了，绵绵地细笑着捧着保温杯，把他肥厚的后腰斜靠住谢平办公桌，斜眼，绵绵地告诫谢平：“办公室与办公室，才几步路，有事，最好还是亲自走一趟。起码来说，也表示了你这年轻后生的勤谨和诚恳吧……初来乍到，千万千万注意影响噢！政治处的人啦！”
第二天黑早，谢平用最快的速度漱洗完毕，整理好床铺，（住办公室就得有这点“臭讲究”。那时在试验站青年班的半地窝子里，他们十六个男生睡地铺，谁叠它？一吹灯，从绞成一团的被堆里拽出一条来捂到天亮就得！）给于燥透了的方砖地泼了点水，急急忙忙拽出皱缩在蓝罩衣里的棉袄领子，带上老哈给的那几份文件去找生产股的老严。他想，劳动竞赛最好还是跟生产股商量着办。老严是1960年毕业于扬州农专的高材生。五年来一直是场长最得力的左右手。按场长的心思，早就想提他当生产股股长，甚至当个副场长也不为过。现在也只能是生产股的“中心”技术员。为这事，场长对政委也一脑门子火。
谢平去恁早，是怕严技术员一早跟场长下连队走了。场长常常是这样，背个军用水壶，带支步枪（他喜欢打猎），让驾驶员小王带足了备份汽油，一出去三五天。下边的情况他了解掌握得比股长、参谋、助理员们还多还细还及时。所以听各股室汇报，听得没趣了，他就老站起来走动，看窗外，或折腾在座诸位手里的打火机，免费给修理。
老严没想到政治处这么早就有人堵到家门口来找他商量起草文件。
“坐呀，快坐……”严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