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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
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
。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
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
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
了个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
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
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
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
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
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
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的
角度端相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的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
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
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
是臧孙污虫柬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
，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
名蔺烟婵，又叫女S範。”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
耍*
一个人，做他自己份内的事，得到他份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
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
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
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
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
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
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
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
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份的信任，是我
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
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
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
我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
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
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
瑛，张瑛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
“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
意改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
烬 余 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
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
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
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
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
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
，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
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
。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
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
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
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的不同的行头，从
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
灰布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
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见，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
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
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
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
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
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经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
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
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
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
，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
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
，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
作风。像艾芙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
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寨的时候，艾芙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
，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芙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时吃
得特别的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撙节，试
行配给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
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
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
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
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
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
让。——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
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
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浅浅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
的荒凉。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
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
蹲下地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