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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
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
的标准表示不满。
兽类有天生的慈爱，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
。“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
的浪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
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浪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
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
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
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一九四四年五月）
打 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
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
“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
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
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
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
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对于一个麻疯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
。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
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皇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是为仔我要登坑*K？”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
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士，或是保安局长的姨
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
下去，到底不大好。
（一九四四年六月）
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
“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罢？”她说：
“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
（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
——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
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
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
。而且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一九四四年七月）
私 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
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再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
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
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
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
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
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
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
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
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
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
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
的。
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
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
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
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
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
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
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Ｃ·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
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
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
，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
，“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
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
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
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
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
，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
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
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
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以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
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
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
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
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
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
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
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
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
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春成粉，搀入冰糖屑——
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
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
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
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
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
柿子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
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