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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守在“文字狱”里面呢？我想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文字的韵味。譬如说，我们家里有一双旧
式的朱漆皮箱，在箱盖里面我发现这样的几行字，印成方块形：
“高州钟同济 铺在粤东省城城隍庙左便旧仓巷开张自造家用皮箱衣包帽盒发客贵客光
顾请认招牌为记主固不误光绪 十五年”
我立在凳子上，手撑着箱子盖看了两遍，因为喜欢的缘故，把它抄了下来。还有麻油店
的横额大匾“自造小磨麻油卫生麻酱白花生酱提尖锡糖批发”。虽然是近代的通俗文字，和
我们也像是隔了一层，略有点神秘。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申曲里的几句套语：
“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下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
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
照例这是当朝宰相或是兵部尚书所唱，接着他自思自想，提起“老夫”私生活里的种种
问题。若是夫人所唱，便接着“老身”的自叙。不论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
“哀家”，他们具有同一种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
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
（一九四四年四月）
童言无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
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
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
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
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
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
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
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
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
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
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
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
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
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薯。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
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
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
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
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立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
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
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
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
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
（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
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
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
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
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
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
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
，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
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
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罢？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
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
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
是用一种罗曼谛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
，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
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
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
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
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
。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
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
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
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
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
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罢？然而最
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
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
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
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
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
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
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
迟慢，正他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
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身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
，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
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
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地做了
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
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
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
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
“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惠莲穿着大红袄，借了
条紫裙子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