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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了万恶的魏忠贤后，东林君子立刻将这条不得人心地法令废除，可是剐了魏忠贤并不能在陕西凭空造出五十七万匹马来，但九边军镇却都还需要马匹供应。东林君子不是老农出身，他们没有魏忠贤那种小农意识，东林内阁首先把马政荒废的责任推给了魏忠贤，然后告诉皇帝现在之所以养不了马。乃是因为马场都被陕西地“刁民”霸占去种田了，所以他们建议皇帝按一条鞭例，增加陕西每亩五钱银来买马，崇祯准了这份票拟。
当年张居正时期，明朝地宗室人数就已经大大增加，张居正为了省钱就只给额定供给地八成。等到了要钱不要脸的万历亲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给五成甚至更少，而且万历天子还创造性的发明了不给起名字所以不给钱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间，有些明朝远房宗室一辈子都得不到正式赐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粮，东林党建议用加赋的办法来补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祯同意了这个票拟，陕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赋。
此外，东林党号称要给陕西治水增产，按一条鞭例——而且，东林党认为给甘陕军镇运输粮食地费用也不该完全依赖盐引
还有——原本在丰年被张居正评估为亩产收入可到四、五钱银地陕西省，天子和东林党在崇祯元年给当地农民定的地亩赋税总和已经高达二两银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财政策下来，加上政府没有钱赈灾也没有钱给军户发兵饷，于是百姓纷纷自力更生，军队纷纷哗变，主动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归路。
其中日后我们众所周知的，崇祯元年，高迎祥反，崇祯三年，张献忠反，李自成反reads；。
顺带一提，崇祯对反贼这些人观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传统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祯都强调“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须免罪，连烧了朱家祖庙的张献忠也不例外，因为他也知道农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招安这些人同样需要钱，于是，在发现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样饿肚子之后，李自成，张献忠纷纷玩起来打输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义这个把戏，流寇越来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闷的是，镇压这些刁民同样需要钱，而且是更多的钱——在很快的把万历和天启留下的那点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东林党再一次抛出了另一个命题——内库肯定还有钱
天子肯定有钱不可能没有钱如果没有钱那天子还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须有钱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别是那些出镇辽东和出缴“流寇”的官员们，无不极力狮子大开口，想从紫禁城里榨出点油水来。
以辽西为例，袁崇焕一口气从崇祯手中要了几十万副盔甲和几百万两军饷，声言没有军饷便有兵变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之后的大将们就一个挨着一个的朝皇帝要钱，不止一个、不止一次地威胁崇祯，如果不给饷他们就要给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寿甚至扬言一个月内军饷不到，他就要去满清那边了。而且更过分的是，这些人拿了钱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前，山海关总兵吴奢（吴三桂他老子）执掌的十五个野战营加上辅兵共有八万兵，这八万关宁铁骑一年的军饷是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崇祯皇帝曾把吴奢找来，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寿，崇祯皇帝觉得八万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老吴将军立刻就忘记了他领的是八万兵的饷，极力争辩说战兵只有十五个营，所以是三万而不是八万关宁铁骑。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吴老将军又连忙补充，其中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万战兵只能种种地——最后被逼上前线后，吴家父子就抛下友军逃走了。
为了筹措军饷，崇祯把皇帝的金银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宫女不够也不敢招，整日节衣缩食，袖口磨破了就补补再穿，结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发现崇祯除了龙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价算上内库也只有数万两银子——但闯军从吴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万两以上的白银。
武将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风头，专门写了封奏章响应皇帝惩贪的号召，还煞有其事地分析说：“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祯认为深得要领，让韩一良大声朗读本章，还说：“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就要升韩的官。而吏部尚王永光不阴不阳的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500两银子的具体人来。韩一良当场就汗流浃背，支吾说得自风闻，崇祯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reads；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呵呵
崇祯当然很生气，古来只有殉国殉皇帝的大臣，哪里见过逼皇帝去殉国的大臣？？但在大臣们冠冕堂皇的论调前，崇祯也踌躇了，没有敢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祯再次来了点勇气为自己作最后的挣扎，但大臣们已抱定主意，坚决抵制皇帝任何关于“南迁”的话题。在强大的攻势下，崇祯终于认命了，他突然大声说了句：“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
于是，大明的臣子们终于满意了——既然窟窿堵不上，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崇祯只能最后一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