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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表面光滑，很不好爬，对梁赞这种小胖子肯定更是费劲，但对于我这种运动神经还算完整的人来说相对容易得多。我撸胳膊挽袖子，三两下就爬到树上。我下意识地往下看了一眼，梁赞抬着大脑袋对我喊：“别往下看，往上爬！”
我憋足一口气继续向上攀登，我渐渐听到梁赞的呐喊声越来越小了。我又往下看了一眼，梁赞的人都渺小了好多。我想再往上爬，可我发现居然没有合适的下脚地方。我心想坏了！就这一闪念的犹豫，再加上确实体力损耗过大，胳膊抱不住了。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接着身体完美地做自由落体运动，“咚”的一声，我从树上掉了下来。
倒在地上之后，我眼前一片模糊，耳朵也出现了“嗡嗡”的噪音，浑身疼得如摔碎了一般。蒙眬中我看到梁赞的双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又似乎听见他“咯咯”的笑声。这时我感觉脸上一阵冰凉，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可我听到梁赞笑得更厉害了，后来才知道是一摊鸟屎非常不合时宜地掉在我的脸上。我想动动胳膊，完全没有力气。我想喊梁赞扶我起来，却口不能言。随着一阵眩晕，我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身边没有人，黑暗中我模模糊糊看到墙上的挂钟是晚上11点。我口渴得厉害，咬着牙从沙发上撑起身体，想挪动双腿下地。我的右腿刚刚动了不到一寸的距离，我就“啊”的发出一声低沉痛苦的喊叫。我下意识地捂住嘴，不敢喊出声。我在漆黑中摸着自己的腿，肿得像根柱子。但我没办法，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承受着无奈和疼痛。
第二天早上我是活活被疼醒的，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第一时间就是掀开毯子看着自己的腿。一大块淤青，右腿比左腿几乎粗一倍。我看看表，9点多。家里没人，我实在太渴了，试着用手搬起自己的腿，把它们放在地上。我想站起来，但是一使劲，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忍着疼痛尝试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只换来了我撕心裂肺的喊叫。最后我只能双手试着触摸地面，爬！没错，的确是用爬，我爬到墙角的暖壶旁，可我发现杯子在桌子上，我够不着。所以就把暖壶里的水倒进暖壶盖中，一点一点地喝着。这一系列动作让我筋疲力尽，我坐在地上揉着自己的腿。这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最后我又匍匐着爬回到沙发上。
下午的时候我爸回来了，进屋后他直奔自己的卧室。我听到他在里面问：“林林，腿还疼不疼？”
“疼。”
“等会儿我给你敷一下。”
我听到一阵翻弄抽屉的声音后，我爸走了出来。他站到我面前，看着我的腿。
“怎么不看着点儿啊？忒不小心了。”我爸关心地问我，然后走进卫生间拿了一块蘸着冷水的毛巾走到沙发前。他轻轻地把毛巾敷在我腿上，我看着他，心里的委屈溢于言表。
“林林，我和你妈还有阿赞一会儿坐火车去河北。”
“啊？干吗去？”
“他们俩好久没回老家了，回去看看。”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一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当时很愤怒但又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们明明知道我现在几乎生活不能自理了，居然还要离我而去！但我同时也知道，但凡有一个把我当回事的，他们也不会决定这样做。我咬咬牙，低着头。
“没事儿没事儿，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我爸安慰我说。
“嗯。”我无奈地点点头。
“行了，你妈他们都已经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得过去了。给你留点儿钱，自己吃饭。”
“哐当”一声门响，我唯一的、最亲的亲人就这么走了，我爸他们一走就走了半个月。可想而知，这半个月我是怎么过的。开始我只能在地上爬，俩胳膊肘都被磨烂了。每天靠吃家里储存的方便面度日，一直硬扛到他们回来。
就这样，两个月左右的暑假过去了。为了不耽误初三紧张的学业，我只能每天让我爸送我上学，在学校里拄着拐棍行走。冷敷热敷都试过，云南白药和消炎药也一直在用，将近七个月过后，我的右腿渐渐好了起来。但是当我不需要拐杖和搀扶，自己独立行走的时候，我彻底崩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跛子！！！
直到我变成了跛子的时候，我们家才想起来把我送进医院。医生说骨折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变成畸形是非常有可能的，可当时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这个常识，没有人知道我骨折了。或者换句话说，根本没人真正关心过我！而当医生提出可以通过矫正手术治愈的时候，梁晓欢居然以拿不出那么多手术费为由拒绝治疗！一个四肢健全的初中生，就这么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瘸子！而原因仅仅是为了偷几个鸟蛋！
时间回到2012年11月22日，我看着躺在床上昏迷的梁赞和困在椅子上的梁晓欢，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但同时更多的是深深的恨。我把那个装着各种工具的旅行箱拉到另一间卧室里，锁好四道锁之后，走出了地下室准备去执行下一个任务。当我走到楼道门口的时候，就好像约好了似的，那个穿紫色羽绒服的女孩儿又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这事儿巧合得离谱，这次我很主动，走过去跟她打招呼：“怎么总能碰见你？”
她看见我，仿佛知道我要说这个，微笑着说：“因为你在等我啊！”
“我？等你？”我指着自己的鼻子问。
“找个地儿坐坐吧。”她热情地说。
我看了看表，中午12点。“吃个饭？”
我们俩坐在通州的一个饭店里，非常巧合的是她点了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和孜然羊肉，恰好这三样菜都是我最爱吃的！一边吃着合口的饭菜一边和她聊天，我心情立刻大好。
“你叫什么？”我问她。
“李淑芬。”
“李淑芬……李淑芬……”我嘴里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而脑袋里一直使劲回忆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
当我在脑海中搜索不出任何信息的时候，李淑芬仿佛看出了我的异样，她问：“怎么了？”
我笑了笑，吃了一口菜说：“这名字挺古典。”
“哈哈，都这么说。”李淑芬爽朗地笑着。
“你干吗的？”我又问。
“什么都不干。”
“你是在那儿买的房子吗？”我指了指小区的方向。
“不是。”
李淑芬说话很干脆，不拖泥带水。几个回合下来，她每次回答我的问题都是轻描淡写。而且我发现她对我的事儿毫无兴趣，甚至我叫什么，我是干什么的她都不问，一直都是我在问她一些问题。这样也好，反正我最近干的是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也怕言多必失。随着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很强且莫名其妙的信任感。
我放下筷子，定睛看着她，一本正经地说：“帮我个忙。”
“说。”
“如果有人问起你我昨天在哪儿，你就说我在大兴。”
“啊？”李淑芬也放下筷子，看着我。
“行吗？”
“什么行吗？你怎么了？”
我长出一口气，说：“昨天我来这儿租的房子，但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这儿租房子。我是个私人医生，你就说我在大兴出诊给你治病。”
李淑芬想了想，问：“谁会问我？”
“嗯……有可能是我父母，有可能是我老婆，反正你答应我就行了。”我露出一点儿恳求的表情。
“行！”依然是干脆的回答。
“那咱干一杯，一言为定。”
我往我们俩的杯子里各倒了一些饮料，然后双方高高举杯，像煞有介事地碰了杯。
“他们会问到我吗？”李淑芬问。
“不知道，反正不管谁问你就这么说。既然我们这么有缘分，又干了杯，那就说话算话。哪怕是警察问你，你也得这么说！”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儿肝儿颤，因为我怕她怀疑为什么我无缘无故地提起警察。而我却深知，估计只有警察会这么问。但可喜的是她并没有怀疑，依然满口答应。酒足饭饱后，我们互相留了电话，便各自散去。后来我把一个真正住在大兴的患者地址和简单病历通过短信发给她，让她记住，并叮嘱她，如果有人问她在大兴的地址就报这个。
从11月22日囚禁了梁赞之后，我就回到朝阳区自己的出租房去住了。我把梁赞的手机摔得粉碎，SIM卡折断，把他的证件夹随意地扔进了抽屉里。
11月24日，梁晓欢失踪3天，梁赞失踪2天。我爸报警了，公安局传唤我和我爸下午去那儿做例行审问。这期间我爸问我为什么梁赞跟我出去之后就没回来，我告诉他梁赞跟我出去后是分头去找的，后来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没想到，我那个单纯的父亲相信了。
我开着车带着忧心忡忡的父亲来到派出所，进去之后我爸就被单独叫进一个房间里问话。说实话，当我爸进了房间关上门之后，我紧张得要死，我真希望他永远不要再出来。因为我不想进去，我不想面对警察的审问，我不想编瞎话，更不想坐牢！我在派出所的大厅里，盯着繁忙的警察、盯着来来去去的过客、盯着墙上的挂钟和标语，几次有冲出警局逃之夭夭的冲动。但我不敢，因为这是我的计划中必须经历的一环，也是必须经历的考验，我不能就此失败！我强按住自己的身体，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
突然，一间办公室的门开了！从门缝里我爸的半个身子侧了出来，我看到他的表情更加凝重了！我知道我要进去了，我微微抬起屁股盯着他。他的身子完全从门里走了出来，后面还跟了一个警察。我爸转过身，握住警察的手，跟他寒暄着。我站了起来，同时，警察向我挥手，招呼我过去。我真的迈不开腿，感觉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