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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走老远。学校的校园小，操场和周边的林荫道又常被学生们占满，他常常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下楼去散散步，而且为了避免与不时碰上的同事或学生不停打招呼影响思考，他只得埋着头，目不旁视。他自嘲说：“学生们看到我这样子，一定会认为吴老师又失恋了。”
小龙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书卷气，那种不屑于追逐那些被不少人看得很重的市俗流行价值而洁身自好的品性，使我觉得他是现在已经很少的“书斋学者”。我给一些不认识他的朋友介绍他时都称他为“典型的书斋学者”，但他又决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2006年3月底，我们在北京参加几位朋友发起的民间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在城外远郊一个安静的地方举行，我和小龙住同一个房间。晚上要走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到另一处去吃饭，虽是没有坡坎的大马路，但他知道我视力很差，还是小心地扶着我。他知道我有好多年没到过北京，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出差的机会，就担心我不会使用现在宾馆的那些盥洗用具，在刚到宾馆那天晚上，饭后回到住地，他说要出去散一会儿步，叫我先漱洗，并十分细心地给我讲各种盥洗用具怎么使用，牙膏的封口怎样用牙膏盖倒过来戳破，冷热水怎么开等等，讲了还不放心，对我说：“我就站在门外，等你开好了冷热水我才出去。”会议结束后，我跟他一起回城，但他怕我不熟悉道路，不好找到借宿的地方，一定要把我送到了住地才回家，又怕我独自在外找地方吃晚餐不方便，特地带我到一家特色饭馆去吃饭。饭后结账时，我抢先把钱递给营业员付了账，他也不跟我争，只是在营业员走后微笑着对我说：“你犯了个错误。”我感到不解。他解释说：“争着付账往往会出错。怎么也得把账单拿过来看看，即使看不明白也得装着样子看……”然后他就去把账单要过来，仔细审看了一番，果然发现多收了我们一个菜的钱（点菜时点了但后来没有上，我俩只顾谈话都没注意到）。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世事是很了解很明白的，只是不愿让自己也变得世俗罢了。
这次研讨会后，我把自己近十年间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文章汇编到一起，打算出一本书，经一位热心朋友介绍，与一家出版公司签好了合同。我请小龙给我写序。他读了我发去的那些文章（有的他已经读过），很快就写好了，他在文中指出：“‘文革’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但在这四十年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始终在自觉地掩饰和遗忘这一段历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对这段历史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尝试，但很快鸣金收兵了，并且大踏步后退……这个倒退令人深思。我们习惯于对别人大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对‘文革’这个我们自己的‘前事’，却一直在自觉地或被迫地回避对它的思考。遗忘，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共识。因此我们现在除了少得可怜的某些口径一致的出版物，和某些前政治要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没有可供‘文革’史的研究使用的可靠的材料。”“一个对自己的罪错不作忏悔的个人是可耻的个人，一个对其国家罪错不作反省的国家是可悲的国家，一个对其历史进程中的挫折和失误不接受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反省和忏悔的重要性在于向世人昭告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不对自己历史进行反省，这个民族就最终不能够融入世界进步的主潮，我们就始终自外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当然，对此，在这样条件下进行‘文革’史研究的学者们是无法承担责任的。但他们还是把这个责任担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在修订完后给我的邮件里说：“落款的日子写了4月26日，一是因为初稿是那天起草的，二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写下这个日子，也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一种自我督促。”
我很欣赏他写的这篇序，但我这本书却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出版无期，小龙的序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等到今后书得以出版时，他这篇序就要算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只在研讨会上作了扼要的发言，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他经我介绍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对“文革”初期若干重要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写作计划，也才刚刚开头。他还有就俄罗斯问题写一组文章的计划……
听说小龙最后留下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轻松的、解脱的叹息，是一声无奈的、沉重的叹息，还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鞭策的力量。
吴小龙的“细节”及其“警示”
杨慧林
吴小龙是我的好友，也是一位未曾暴得大名但是非常出色的学者。他突然因患脑癌住院时，我恰好远在他乡。而待我回到北京，小龙已不能如其在人大的陋室、在圆明园的土坯房、在挂甲屯的小院子那样，将早已被遗忘、早已被边缘化的故事娓娓道来。
小龙治学，最重细节。无论是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开创性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独特梳理，细节都是他一贯的关注。他甚至用一部著作的题目来提醒我们：“细节”中包括着“警示”。如今小龙的朋友们相约，以各自的文字延续他没有讲完的话题。于是我再次想到了得益于小龙的一些细节。
小龙曾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纠葛作过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其中引用的一组数字特别耐人寻味：在1924年可资查考的大约90篇“非基督教”文章中，批评《圣经》的只有1篇，批评耶稣的3篇，批评教会的5篇，批评基督徒的11篇，其他一般性的批评共为34篇，而专门针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则有36篇。（吴小龙《细节的警示》，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4～115页）
为什么教育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此种情形的直接原因当然在于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组数字的启示远不只如此。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基督教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受众和“目的文化”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区别，首先体现于作为不同授课语言的汉语或者英语。如果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那么沿着吴小龙的提示进一步追溯历史，对照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可作为警示。
在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逐渐形成之前，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1902年由“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成员”起草的文件《联合教育工作基础》，一方面明言“联合学院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目标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一方面规定“学院用中文授课”。（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不仅如此，山东的教会学校甚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讲授中国的儒学典籍。比如作为齐鲁大学前身的登州学院，“在预科时学生就要背诵4卷《诗经》和2卷《书经》。在学院里则要求学生复述2卷多的《书经》、4卷《礼记》、6卷《左传》和全部《易经》。课程中还包括了以前要求学生背诵的孔子的《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有关经典的注疏。”（《齐鲁大学》，第29页）
齐鲁大学对授课语言的选择，不仅是“本地化”的策略，也同那些传教士对西方现代思潮本身的警觉直接相关。比如狄考文（Calvin W．Mateer）就曾坦率地写道：“年轻人着魔般地学习英语，因为英语里有金钱。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总之，“如果……一开始就在课程中设英语……学校就会迅速地世俗化，就会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齐鲁大学》，第81…82页，76页）“学院存在的目的”当然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而至少在狄考文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地输入西方文化。因此他宁可借助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或者求同去异，或者改头换面，只要这些古老的说教仍然可能收拾人心、整饬世道。当山东基督教大学校务委员会在1915年正式批准采用“齐鲁大学”的校名时，“附会儒理”的潜台词已经不言而喻。
圣约翰大学的校名刚好与齐鲁大学针锋相对。无论其创办者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当这些通晓汉语的传教士创办学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
圣约翰大学只是在初期将汉语确定为“教学语言”，但是很快便倡导教会教育中的“英语运动”。也许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已经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根本作用；即：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其实也是某种观念和价值本身。
后来长期主持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F．L．Hawks Pott）在1887年写给圣公会布道部的一份报告，被视为“教会教育中英语教学派的代表作”，其中认为“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乃至有传教士进而宣称“英语是一种道德语言”，“英语知识能使人具有大多数没有英语知识的人们所缺乏的道德品质。”（《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28页）
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然而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传教观念，也暗示出对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评价。于是恰如吴小龙的“细节”所示，这在齐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