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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呢？……于是便把王杰中了状元，赵翼便为探花。”（第144页）王杰如此被宠，自然知恩尽忠，“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正是和坤正当权的时候，但他向来看不起和坤，同在军机处，除公事外，绝不与和坤交谈，永远自坐一隅。一次天寒，他自搓其手，和坤说中堂的手真好。他回答说，手虽然好，就是不会要钱。和坤当然很恨他，但因皇帝对他很好，只好听了他的。像这类的情形还很多。年老告辞还乡，乾隆特命皇子与之设宴饯行以荣之。并赐他的诗，中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实实录也。”（第145页）
科举制度于1906年废除，至今已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范进中举后疯了一阵，那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被宠的结果，现在送人一个博士头衔，带给人的兴奋也绝不会达到疯的程度；孔乙己穷得吃不上饭了也要穿着长衫，他不是舍不得那件油渍麻花的外套，而是舍不得丢掉“读书人”的身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读书人或文化人的标记是上衣口袋里别上一、两支钢笔；七八十年代则可以带上一只手表，如今手机都普及了，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读书人、文化人的区别性特征的？前几年流传“校徽可以防盗”的笑谈之后，谁还以读书人、文化人自居而引以为荣？科举时代远去，读书人曾经的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影星、球星和“超女”！
但是，面对这些，你可千万别说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笔者感觉，恰恰是社会进步了！因为读书人不再作为社会的关注热点与炒作重心，最关键的原因是：读书人多了。尤其是近几年，高等教育也由精英教育变成了普及化大众教育，真的假的也好，实的虚的也罢，毕竟大家都是读书人了，谁宠谁呀？
（《中国的科名》，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从《万历十五年》到《乾隆一日》
李国涛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为它的出版三十周年，中华书局还出了新的一版，叫“增订纪念本”。我又读一次。日前看到一本《乾隆一日》，听说很有趣，我买一册，读了。有人说，《万历十五年》是“以年为史”，这书则是“以日为史”，它选的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极平常的一日。从我读这书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很有趣，很受益。但我觉得它不像“史”。如果“以日为史”，那一日必定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比如，1919年5月4日，可以为史，即“五四史”，而且已有过类似的史著。又比如，美国的“9·1l”也可以写成一个特殊的“一日史”。这一日如果是任取的一天，没有重要事件，那就很难成“史”。一年就不同了。一年对历史而言虽短，如选得好，可以承上，可以启下。一年中发生的事件毕竟还是较多，可以有，而且必定会有，较为重要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说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书的英文名就是这个），但是，这一年自有其重要性。书的开头就说，一年中的许多事，“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书里讲的事都围绕这一中心。就以书里七章来说，讲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前后）开始倦于朝政，“怠工”了。因此，那年，首辅申时行也觉得干不下去。那年，大清官海瑞去世。那年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万历十六年，大将戚继光去世。在前一年，即万历十四年，大思想家李贽剃发为僧。这都是与那一年相关的事。而最重要的大臣张居正，其实早在万历十年病逝。张居正一手专权，却也帮助万历皇帝搞了十年大改革，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大有好转。他死后万历又恨他，做了种种处置。到十五年，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已经无存。张居正是不能不提的大人物，其实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也已说不上有特别的关系，“世间已无张居正”了嘛。《万历十五年》所写内容牵涉前几十年，后几十年。没法不牵涉。书的结尾说：“1587年……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它的尽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记录。”所以我说有承上启下的关系。书中写到首辅大臣二名，还有名将、名臣、思想家的活动；皇帝更不用说。所以，它是历史，而且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乾隆一日》则不能如此。
据我的印象而言，《乾隆一日》的引人之处不在于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都没有精微见解或系统解剖。我以为《万历十五年》其实也是一种传记的写法，集几个传记，锁定于某一年（前后），即明代的万历十五年。写这一年里许多重要人物的所行和所思，前因和后果。写出在这个历史中的个人作用，包括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点。在他写万历皇帝，写张居正、申时行，写许多人物时，都写出这一点。它好看，也使读者震动。《乾隆一日》不能使人震动，但是它好看。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有关清代宫廷的知识。这很难得。它融会到皇帝一日之内的活动当中。宫廷里是一日三餐吗？不是，两餐。吃什么，怎么吃，哪里吃，规矩如何，等等，我原来略有所闻，不得其详。这里说到乾隆那一餐，我才知道。睡觉呢？在哪里睡，何时睡，何人陪他睡，这是关于宫廷之事里很感神秘有趣的事。这书里介绍详细。不是妃子姗姗迎驾，也不是妃子在宫女簇拥下来到某宫。不是。至少在雍正朝以后，皇帝都住在养心殿，睡觉时，是太监背来一位赤裸裸的妃子（包在被子里）。一觉睡到早朝时分？不是。待一个时辰，太监就在帐外叫：“送娘娘回宫”，——她要离开养心殿皇帝的龙床。我们原来对坤宁宫充满神圣感。读此书以后，神圣感没有了，只有点阴森森的神秘感。原来，那里主要用于祭神，是祭满族萨满教的神，上香叩头，大呼“鄂罗罗”，当场杀猪，煮肉，半生不熟地吃。皇后主持其事。早晨一次叫“朝祭”，晚上还有“夕祭”。说来满清的皇后也挺辛苦的。当然，必定会写到军国大事。批阅奏章，接见官员。仪式如何？这里都写到。所以，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由传记组成，那么《乾隆一日》就是由细节展开。当然这里也有传记，比如有一节《四代丞相》就介绍乾隆的四位首席军机大臣，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和阿桂。但是较简，也不是此书的重点，与黄著里写的几位难以比拟。乾隆的风雅之举是作诗，此书里写他情绪好时，与臣子一起联句写诗的情况。君臣联句写诗之事，历代都有。但到清代，作者说：“在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这是清宫典礼之一。”二十多名身着朝服的大臣汇集一处，在十二张桌前坐定，叩头以后入座，然后赋诗。今年以雪为题。皇帝先写三句，古诗都是以二句成一联、四句成两联的。这里故意留下一句，由下一个人凑成。然后传给位最高的傅恒，他再凑四句，又留一个单句由以下的人凑。这能写出什么好诗呢？但是也就写成124句，真称得上“平庸”二字。但是我看到《缅怀孝贤皇后》一节提到皇帝写到的几首悼亡诗，我觉得也还有点真情，也许在乾隆皇帝的众多的平庸诗作里，该算是好诗。因为孝贤皇后是在乾隆十六岁，还是身为皇子之时嫁过来的。那年她十五岁。年纪十五六岁的一对小夫妻，那时并非帝后关系，真是好日子，过了约八九年，过得很美满。这个年龄和这种夫妻关系，正是可以产生美好感情的时候。皇后去世，乾隆一直深深怀念。书里选了乾隆皇帝八十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他去谒祖陵，顺便到孝贤皇后陵前行礼，并赋五律一首。前两联平平一般，后两联说：“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祗（只）廿年。”这里说得很伤心。好像是向妻子诉说三十多年来的经历和辛苦，而且说，人活百岁只是妄想。经历一个个冬夏日夜，现在，就说离妄想，离最远的期望——百年——也只有二十年了，即将与你相会于地下。到他八十六岁那年，已是嘉庆元年，他作为太上皇，又去孝贤皇后陵，当然，他又赋诗。诗无特色，但诗后有自注，注中说“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由此可见，他真是旧情难忘的。皇帝也希望“白头偕老”，也有“不堪”之情。
总之，有趣的叙述颇多。如秀女之选，如太监生活，如皇后出家。皇权高峰时期，臣子生死皆由皇帝定夺。有一节说到刘统勋刚出道时，弹劾大臣张廷玉和纳亲。乾隆既不否定刘统勋的弹章，又曲意保护张廷玉和纳亲，就这样批道：“朕思张廷玉、纳亲若果声势赫奕，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如此陈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可以箝制……朕心转以为喜。”有人敢告他们胡作非为，就证明他们没有胡作非为。这是什么逻辑？没人敢找皇帝说理。但乾隆的滑头和机智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说，《乾隆一日》很可一读。
（《乾隆一日》，吴十洲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5月版，41．00元）
新书过眼
特约栏目主持：黄湘
《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法＇基拉尔著，刘舒、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5月版，27．00元
此前基拉尔的著作曾有两种在国内翻译出版，一是初版于1961年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冗译，三联书店1998年4月版。以下简称《浪漫》），一是初版于1982年的《替罪羊》（冯寿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1月版）。应该说，前者只是基拉尔尚未“不惑”时的干将发硎之作，后者才标志着他的学问终于“桶底脱落”。然而，迄今为止，《浪漫》在国内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替罪羊》，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作为文学批评著作的前者远比作为人类学著作的后者好读；另一方面却也由于两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