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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女孩子见了世面，有了自信，就是这么大方得体。他又想，她大概就是女生们说的那种“完美女孩”，毫无邪恶思想，说话细声细气，善良仁慈，每个人都想跟她在一起。她是学校人缘最好的亚裔女生。人缘好的女生多半是这种特别真诚、却不是特别出色的；太出色的女生让男生不敢想入非非，也让女生防范嫉妒。像她这样就好，把自己运用到极致，一点也不浪费她的聪明、美貌和性情，就连她的那一点平庸也被她恰到好处地运用成亲和力。
艾丽雅的学生腔只是让海海从理论上释怀。看着艾丽雅走远，头也不回，她越是坚定，他越觉得这番慷慨陈词隔靴搔痒——虽是一股甘甜的泉源，却远水解不了近渴。而真正带海海走出现实窘境的却是那个叫雯妮莎的少女。而此时雯妮莎还只是若隐若现的一个影子，却已如同沙盘上的小橡皮人，具着丰富而莫测的暗示性。
海海只是在自认为安全又隐蔽的地方，暗暗地、怯生生地欣赏着她，用心灵、用目光静静地爱着她，却不奢望实质地拥有她。他甚至不期望她回望他，他吃不消她那大胆而横行霸道的目光。就让他远远地、不被惊动地观察与暗恋吧。秘密地观察，秘密地思念，秘密地恋爱。秘密的情感只能秘密地进行。
海海的心事，这时是连他自己都不懂的。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了，莫明其妙地高兴，又莫明其妙地难过。这种无望的爱是他的伤感，也是他的欢乐。因为无望，无法得到回报，从此他伤心难过；也因为无望，便不期待回报，从此他也没有因为无回报而产生的伤心。
兄妹俩本来不太被注意，现在则备受注目，只是这种注目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卑微，甚至是受戏谑的。身边充斥着暗号、纸条和充满意味的眼神，像陈腐的空气般令人窒息，像上课的钟声一样令人讨厌，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不像“滚回亚洲去”那么真刀真枪，带着对决的性质。如果再来一声“滚回亚洲去”，便可上升到校园暴力这一档，或者进入种族歧视这个大帽子。它不是，却暗渡陈仓、自行其事，生命力无比旺盛。
这段时期，兄妹俩感觉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两人都吁了口气；少年人的那种吁气，无奈不甘中藏着一个揭竿再起的念头，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海海毕竟是个男生，而且自认比同龄人深刻的那一种，做人行事的原则总讲一些城府。丁丁才不管那么多，敢想敢作、敢爱敢恨。可结果是殊途同归的，都是渴望受欢迎、被认同。终于双胞胎的情绪在同一个周末暴发了：突然哥哥自己修剪头发，妹妹自己修剪衣服。
海海内心也渴望受认同，表面上却摆出大量的姿态向自己、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装得满不在乎、追求淡泊。虽然掌握着大量的哲理来疏导自己，像什么优秀不是免费的，它的代价包括高山流水和曲高和寡，什么OUTSTANDING就是STANDOUT（出色就是出列）。但毕竟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他同样是希望挤身于受欢迎的行列，就是像班上那个叫彼得的又高又帅又会玩的男生。
丁丁的表现更加直接一点，每天都是一副雄心勃勃又气急败坏的样子。她又看见那群神气自信的五人党。她们一样的身材，一样的神情，一样的走路姿势：昂扬下巴，抬平肩膀，肩不动，用腰肢带动臀部扭动，从后面看这五个女孩子的臀部一扭一扭的，像水波一样。她们就是年级里最有权力最受注目的五人党——代表时尚漂亮、受欢迎，和有最多男朋友的那一群女生。
这样一群气势磅礴的女孩子，无疑使丁丁这个开始注重视觉效果的十四岁少女倾倒，她对她们的公然打扮吃惊极了，也羡慕极了。她的心已经被收服了，而且唤醒了。她想起自己在国内就是那种爱美、爱显现的女孩子，却老是被老师数落、管制。她曾经把头发染成淡黄色，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讽刺她：“今天咱们班上来了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大家用掌声欢迎她。”老师批评她“崇洋媚外”，而且命令必须把头发染回来，否则就不让进学校。中国老师的脾气很大，动不动就把父母叫到学校训话。丁丁现在感觉中国硬试教育对学生人性的摧残。丁丁在用“人性”“摧残”这几顶大帽子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她想既然老师可以把臭美染头发上纲上线到“崇洋媚外”，那么她也可以还他们一个大帽子。现在丁丁觉得她本来就是那群气势磅礴的女孩子中的一员，以前只不过被迫掩盖了起来，现在她终于可以张扬，就是像五人党那样。某种意义上讲她更像珍妮，而不是丁丁。因为珍妮是自由的，随心所欲。
丁丁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如何才能受欢迎。丁丁将自己不受欢迎归咎于自己的保守。这里中学女生就开始擦口红，画眼线，都是中国中学校园要记过的行为。在中国如果哪个女生突然打扮成熟，老师会笑笑地讥讽地看着她。没等老师开口，女生已经被那目光击垮了。有时候老师会很嘲讽地说：“好成熟哦。”那是对中学女生莫大的侮辱，成熟就意识不纯洁了，变坏了，而美国女生将“成熟”视为恭维。现在丁丁认为自己可以合情合理地追求这种成熟了，她认为自己衣服虽然也很漂亮，却过于保守。这明显地与五人党的风格不符。与五人党的风格不符就是与潮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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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美国中学的性教育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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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丁丁再一次坐在客厅的沙发等爸爸。说来也有意思，她每次等董勇都是碰上董勇丢工作的时候。
董勇又出门找工作了。凡挂着牌子“HELPWANTED”，都进去问，他想只要听到个“要”字，那什么都有了着落。可一连数天都没有听到这个字。最后董勇又厚着脸皮回到餐馆，当他这个四十岁的大男人像小姑娘一样红着脸、端着肩，向餐馆老板索回工作时，董勇感觉自己的自尊正扭曲地痛着。餐馆老板非常重感情地拍拍他的肩，一个浪子突然意识到错误，作为过来人的老板得原谅他。可是没几天，董勇又没了工作。这次不是他炒了老板，而是老板炒了他。今天在厨房切菜时不小心切到了手指，血流满了砧板，老板吓得连忙叫他回家休息，其实就是不要再来了。
董勇沮丧地回到家，看见女儿小样兮兮地坐在灯下等他。“又在等爸爸啊？”他本期望女儿说些暖心的话。丁丁上来就说：“是的。我的生日快到了，爸爸我想跟你要点钱去买新衣服。”
董勇不耐烦地挥挥手：“这事跟你妈说去。爸爸现在做不了主。”
潘凤霞回家了，揉着肩道：“真累，真想不干了”。董勇在厨房切菜做饭。丁丁又跑过来说：“妈，我要买衣服。我要买衣服。我要买衣服。”
“叫什么叫？你妈又没聋。”
“我要买衣服。同学们都笑我们是FOB。”
“什么意思？”
“刚下船的。”
“刚下船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土。”
“家里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了，你们再等几个月吧，等家里经济好些，再带你们去买衣服。”
“不，我现在就要。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要新衣服做礼物。”
“生日快到了？那可以考虑一下。海海，你也想买衣服做生日礼物吗？”
“你们给妹妹买衣服就好了。我不需要。女孩子就是爱臭美。”
“那你要什么生日礼物？”
海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我想回国去。”
“怎么了？”潘凤霞突然停下手上的活，扭过头，嘴唇上鼓着燎泡。
“我不喜欢这里。”海海竟然轻描淡写。
“为什么？”母亲还是那样小心地微笑。
“我怀念中国。”
这么一句简单陈述的同时，海海的心理活动又进行上了：
在美国的这些日子，我非常怀念在中国的时光，想念中国的同学、老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证实我的鹤立鸡群。人人都说中国的硬式教育有多糟糕，多么要不得，可我喜欢中国学校的规矩与气氛，准确地讲是因为它比较适合我这种读死书的学生。我也知道中国学校有许多东西是很糟糕的，怎么讲？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就是压抑人性，比如成山成海的作业，没完没了的考试，比如老师不尽人情的批评，甚至粗暴的教育方式。可是我不怕，学业繁重恰恰是我施展才能的机会；老师批评的只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差学生，从来不说我，因为我的成绩一直是最好的，也一直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在课堂上老师每问一个问题，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我，看看我的反应，甚至有点征求我意思的意思。那种感觉真好。就是因为成绩特别好，我被封为学校的“四大才子”之一，班上几个最漂亮的女生都挺崇拜我的。想想那时我在国内多如鱼得水呀，多风光得意啊，老师宠着我，同学们佩服我，女孩子们喜欢我。现在我在这里的学校，所有的优势都不见了，劣势却加倍明显。我的成绩照样很好，但并不因此被崇拜，反而被他们说成NERD（书虫）。美国中学并不像中国那样重视成绩，大家顶多说一声，那是个成绩很好的人。这种褒奖中多少带着一点贬义与嘲笑。我并不擅长的东西，比如打球，比如社交，这些劣势更加突出。美国女孩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男孩子，美国女生喜欢的都是什么橄榄球队员，就是那种四肢健美发达的男生。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叫彼得那样的男生。
海海发现：自己以前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到了这边会变得一文不值。现在他越来越明白这种文化差异了，就把自己看做是这个文化差异的受害者，被遗弃的，像个边角料。以前他是那个世界的中心，现在成了这个世界裁剩的边角料。
海海的内心进行了这么一大段独白，可是说出口的永远是简短的句式。他说：“我可能并不适合美国的教育制度。”
可这样的一句话就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