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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也仅仅如此。
这个人究竟是谁？载泽？善耆？盛宣怀？
所有的猜想都是徒劳无功，获胜后的奕劻突然发现自己下一步根本无路可走，他连打击对象都找不到，而一时半会他也根本不会想到，那位为载沣筹谋划策的人，就隐藏在隆裕奕劻联盟当中，换句话说，就是自己的这一边出了问题。
当叶开和载沣所有接触的痕迹都被警卫局擦去，在外人看来，这位身兼军资使和军学司主使的练兵大臣，就是一个颇得荣幸的军事人才，充其量也算一个头脑开明的新派人物，有一定的宠幸，但算不上什么元老重臣。
或许只有叶开一个人不这么想。
叶开的头脑始终清楚一件事，他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效忠谁，而是自己，夺权和清除异己，这些目的，现阶段只有载沣能给他，而前者同样想借助叶开的能力夺取大权，当这两个目的重合时，他自然会帮助载沣，因为帮助载沣等于帮助自己，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两个目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叶开同样会毫不犹豫。
清楚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叶开给载沣出的主意究竟意欲何为。
在外人看来，奕劻赢了，载沣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优势损失殆尽，局势于他不利，但这两种结果，所有倾于好的一面，都朝向了叶开。
毓朗，载涛走了，禁卫军他可以抓的更牢固，而即将成立的禁卫第二镇，他可以肆无忌惮的烙印上自己的印记，他那些历练有成的学生们，也可以借此机会爬的更高。
善耆走了，奕劻的力量总算补回来点，某种程度上会放松他的警惕，只有这样，纰漏才会在不经意间流出。
其他人都走了，那么，载沣对他的依赖将会更重。
在他的计划中，步兵衙门还会被裁撤，而那些被遣散的士兵，可以自然而言的流入日后的禁卫第三镇，这些都是现成的资源。
总之，救火队员一定会有，坐收渔人之利的人也还在，当奕劻，可惜不是你。
最迟一年半载，权力的天平将会重新拨调。
载沣需要等，叶开同样如此。
。。。。。。。
禁卫军的扩编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有哈汉章和蒋雁行在，叶开已经不需要经常到军营里去，有了此前的经验，第二镇的组建要比叶开草创之时轻松得多。
由此一来，叶开也就可以放心的腾出手来，专心去做另一件更为急迫的事，即在载沣和奕劻之外，组建一个新型的政治集团，以集团的方式更快的扩大自己的利益。
除了拉拢来盛宣怀和载泽外，还有一个物色好的人员进入了叶开的眼帘。
法部尚书戴鸿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为应付蓬勃兴起的立宪呼声，特简亲赏大臣到欧美考察政治，即著名的“五大臣出洋”，时任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即为五大臣之一，和载泽，端方等人出使美、英、法、德和丹麦、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欧美考察后，戴鸿慈大开眼界，认为中国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因此，极力主张以立宪政体代替****政体。陈言改刑部为法部，戴首任尚书。他还提倡中国要富强，必须“固边疆”、“振兴实业”及开矿、兴学、修铁路等，是清末具有一定的开放思想和政治眼光的重臣。
一句话，戴鸿慈是个铁杆立宪派，这就有了接触最起码的基础。
度支部议事大堂，载泽，盛宣怀，戴鸿慈三大尚书齐至，而召集他们来的，居然是一个相比之下品级低了不少的军资使。
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居然总揽了大清帝国，财权，交通，运输，铁路，司法，军权等诸多大权，而这样的安排，肯定不是巧合。
叶开之所以把地点选在度支部，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以宗室大臣载泽为首，组建一个政治团体。
载泽和戴鸿慈都是出洋五大臣，又是坚决的立宪派人，彼此之间早已相识，甚至可以政治说目标也极具吻合，而盛宣怀自然不用多说，一直是新派领军人物，对立宪改革寄望已久，三人之外的叶开同样如此，施政天津已经为他博取了一个开明维新的好名声，在直隶府立宪派人当中已经有了一定威望，特别是处理完吕海寰事件后，这种威望还在不断攀升。
这几个人聚在一切，自然不用担心共同话语的问题，到此，三大尚书再加上自己这个军界实权派，叶开苦心打造的政治集团已经初具雏形，而在这个雏形之外，还贴上了一个华丽丽的时髦标签。
立宪！
“诸位大人，今天把你们叫来，实际上是良弼奉了摄政王的命令，和诸位商量山西票号存亡一事，大家畅所欲言。”
众人落座，叶开开门见山的说道。
第一百二十九章最后的救赎
（点娘又来大姨妈了，后台持续抽风。。。。）
晚清七十年，中国的金融行业多灾多难，仅仅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五次，而作为曾经的金融霸主——山西票号首当其冲，在外国资本的大举入侵下，传统的金融模式走到了穷途末路。
眼睁睁的看着一头巨无霸就此倒下，这对整个国家来说，绝非幸事，更别说它手里面尚且掌握着大量的财力资源，与其看着数以亿计的银子白白流失，被外国的资本巨鳄卷去，倒不如拿来服务国家，从时间上算还刚好，在这头金融巨兽彻底寿终正寝之前，它还有着那么一丝存活的渺茫希望。
会议的着重点也集中在了这上面。
但令叶开没有想到的是，讨论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在围绕着救与不救的问题上，四个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
载泽，盛宣怀的态度是没有必要，而叶开和戴鸿慈则力主拯救日渐式微的山西票号。
盛宣怀的出发点不难理解，他自己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作为骨灰级别的银行家，他深谙中国的金融格局。自从五口通商，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的金融中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由平遥，祁县等山西票号总部所在地，逐渐转向了外国资本盘踞的上海。同样，上海这个地方，也是中国新型银行业的肇始地，随着江浙财团大举进驻，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基本奠定，盛宣怀出自江浙财团，自然不可能看着蛋糕白白的被割去。
载泽给出的态度更多是无所谓，在他看来，票号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作用，拯救这样的夕阳产业，本身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站在主管财政的度支部尚书角度，这样的做法纯属浪费，同时，此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载泽认为票号完全可以被取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提出设立大清银行（户部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被晋商拒绝，旋即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又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无奈之下，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金融业被江浙财团所控制。
晋商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然而，这种看似精明的招数，实则愚蠢之极，拒绝改变自身和模式的票号，也就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最后的转型机会。
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中央银行，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在几十年前迅速发展起来，就是得益于其专理政府银务兑换和军饷业务，实际上扮演着准中央银行的功能，在封建经济中，票号因官府而生，同时也因官府而死，这是一种同生共死的捆绑关系，而没有弄清这一点的票号，既竞争不过洋人的银行，也再没有了官方的支持，也拒绝变革自身，日薄西山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新型的金融商业模式通过大洋彼岸传到中国时，那些“汇通天下”招牌背后的东家们，还躲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宅院中，抽着大烟，做着美梦，的确，他们的祖先创办了一套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商业模式，但他们的子孙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拒绝变革，坚持旧制，票号在很大程度上死于自己的故步自封，连同着纵横了中国几百年的晋商，一起倒在了历史的大变局中。
山西银行家左右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有着现代银行理念的江浙银行家群体，适时地出现在了上海街头，时代翻过了新的一页。
所有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冒着失败的危险拯救一个没落的票号，是并不理智的事。
叶开当然清楚这些，但他的坚持不是没有理由，的确，放弃票号是任何精明商人都能算好的账，但对叶开这个经历过后世几十年历史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放得更远。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一个国家庞大的金融安全委托给一种声音。
类似于华尔街一家独大的金融体决不能在中国出现，膨胀之后的金融财团必将干预政治，甚至左右国家的命脉，辛亥革命后，江浙财团的倒戈，新兴政府被切断了财政来源，从而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致使革命果实毁于一旦的现实，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对此，叶开给出解决方案是，让山西票号抱团取暖，组建财团联合体，成立山西银务总行，打造南北两个不同的金融中心，分担国家风险。
“良大人这样想，怕那些人不领情啊。”
叶开的一再坚持，让持反对意见的载泽盛宣怀也无可奈何，前者的做法到底能不能成功，只有碰过壁后才知道，总的来说，他们持悲观意见。
“此一时彼一时，过去他们不领情，现在他们的经营日渐艰难，恐怕这时候正在想出路呢。”
叶开嘴上虽然这么讲，但实话实说，他真没指望那些人能幡然醒悟，要不是看在他们手里那些雄厚的银子，叶开也不打算费这么大的劲，就拿著名票号蔚泰厚来说吧，两个少东家都是手不离烟枪的大烟鬼，成天就是挥霍祖上的基业。
“如果不行，就让他们强制入股，大清银行占一半，票号占一半，有了官府，他们自然舍得入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