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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台不大，不可能藏在那儿。但我还是走过去，察看了一番。阳台狭窄，又被雨水打得光滑滑的。这里只有两张轻便折叠椅，还有几个烟头。
“好像他出来到过这儿。”我说。然后，我似乎感到好笑，便从栏边俯身向下望去。这就一点儿也不好笑了。因为就在旅馆呈弯曲状的前沿，喷泉边上，有个影子四肢松开躺在那里。有一个人站在旁边，高叫着守门人。时间尚早，我听见他的叫声模模糊糊从200英尺的下方传来，回荡在我们和拉里的尸体之间。
他们取消了上午的会议，并且决定下午继续进行。我跟麦肯齐争论不休，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按预定计划他要在下午3点宣读论文，而我也被改在这个时间发言，让他擅自决定为所欲为我就是感到不快。跟验尸官以及旅馆人员一块儿搞了两个小时，帮助他们推测拉里为什么会跳下阳台本已不快，而当发现他跳楼时手中仍摸着我的笔记纸片，并且这些纸片给雨淋过带着点点泥土撒满一地，就更叫人不快。
我心里烦透了。我曾经听说埃利克宣读完他的论文只用了3分45秒，我要尽力打破他的记录，然后我便把带的东西丢进箱中，办了手续，准备直接出发到机场去，搭乘最早一班飞机回家。
但服务员却说：“我有一个口信给您，奇普先生。拉莫斯博士请您在见到他以前不要离开。”
“谢谢。”我说。去还是留呢，我自己犹豫不决。但是，不管怎样我却无法自己再拿出决定来，因为拉莫斯穿过走廊向我走来，友好的面孔中带着焦虑的神情。
“我就知道您要走，”他说，“请先让我占用您20分钟时间。”
我犹豫了一下。他马上向侍者打个手势：“过来。让他看着您的箱子，我们下去喝杯咖啡。”这样，我只好随他走到咖啡馆的内厅中，我怀疑，他是否能认出拉里摔下来的地方。但我对此类事并不敏感，很明显他也是如此。我们还没在桌边椅上坐稳，他就将一个侍者拉到跟前，并且没经我同意就要侍者去取咖啡和三明治，同时一刻不停地对我讲了起来。“奇普，”他说，“不要灰心，我为您的笔记感到遗憾。但是，我不愿看到您放弃此事。”
我向后靠在椅子上，感到疲惫不堪：“啊，我不会的。拉莫斯博士……”
“叫我拉斯洛吧。”
“我不会的，拉斯洛。实际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我知道您会这样的。”
“我计划，如果下周不参加一两次会——不管怎样，我可以利用拉里的死做借口；实际上，找什么借口都行——我凭借记忆就可以重新写出来。唉，或许这一周还不行，只能做思考时间。我还要人送些报告的副本过来。不过迟早……”
“好的。我要跟您谈的就是这个。”女侍者端来了咖啡和三明治。她刚将它们放下，拉斯洛便挥挥手让她马上离开：“您看，您是我来这儿特意要见的人。”
我凝视着他：“您对光度学有兴趣？”
“不——不是您的论文——是您的想法。看在上帝份上，就是我们谈了一整夜的东西。直到雷斯尼克昨天跟我说起您，我才明白我要的就是您。经过昨夜的交谈，我已定下了信心。”
“我已经有了工作。博士——拉斯洛。”
“我也不是给您找工作。”
“那，是什么……”
“我是给您提供一个使您想法行之有效的机会。我有资金，奇普，基金会资金，正找花的地方呢。它不是要用在太空探索，癌症研究或者高等数学上——这些已经有充足的资金了。我的资金要寻找的是不同于正常模式的项目，大的项目，像您这样的项目。”
啊，我当然激动不已。受到这样重视，实在难得。
“我在华盛顿第一件事就是通告委员会秘书处——我是指，委员会在那儿开会……当然了，在电话里我不可能讲得太多。但是，愿者上钩嘛，奇普，委员会会同意的。下周要开会，我希望您出席。”
“在华盛顿？我以为……”
“哦，不是。基金会是国际性的，奇普，这次会议在科莫湖举行。不过，我们当然会承担费用的。您到那儿可以做很多事情，您办公室也不会打电话干扰您……”
“可是，我意思是，我拿不准……”
“我们会支持您的。您要什么都成，一个后勤部或一个指挥部，在艾奥瓦的埃姆斯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一个机构，您当然要到那儿去。不过，一个月才那么几天，而且，”他微笑一下，以示道歉，“我知道那对您不算什么。您如果能将勋章挂在胸前，其他别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可激动的了。不管怎样，秘书处已委托我告诉您，您已被邀接受理事职务。”
我急不可耐地需要喝咖啡，于是就喝了一口。“对我来说，您走得太远了，拉斯洛。”我说。
“理事们在弗拉格斯塔夫开会，他们在那儿有一个乡村俱乐部，您会喜欢的。当然了，每年只有六次，但很值得，奇普。我是说，我们像做别的任何事一样自有我们的策略。如果您做了理事，您就能施加很强的影响。”
他侃侃而谈，我端坐一旁洗耳恭听。我所期盼的一切，果真要实现了。下周，在意大利一间阳光充足、宽畅舒适的房间中，通过巨大的窗子可以俯视科莫湖；在这里，我已俨然成为老派资格的项目指导人，地位是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50位咨询委员中的一个。
再下一周，我们在埃姆斯为雷斯尼克纪念大厦举行落成仪式——名字是我的主意，但人人同意——尽管才过了一年时间，但我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在那里真正做出成绩来。一般看来，我把那么多时间花费在管理性工作和会议上是不适宜的。但是，当我有一次在蒙特利尔给拉斯洛提及此事时，他向我微微一笑，露出同意的表情。“我怀疑您考虑这个问题要花很长时间，”他格格笑起来，“但是，与其匆匆忙忙，不如缓步前进。您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不是给您讲过，您的巡回报告给人印象很好吗？”
“谢谢。是的，你实际上讲过。无论如何，我们一旦把雷斯尼克分期付款基金安排妥当，就会有更多时间的。”
“妙极！不要给人说我给您讲过，”——他眨眨眼——“但可记得我给您讲过交叉学科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可能性任命？对了，那不是官方性的。但已经确定下来了。我们在肖勒姆已经为您安排了一个套房，您会时常用到这套房子的。我们甚至还将一个房间改造成办公室，您可以在旅行间歇在那儿作些笔记什么的。”
好吧，我当然告诉了他，如果他指的是我那些需要重新整理的笔记，那它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实际上，压根儿没那个必要，因为我根本没有动手整理。
我觉得，不论怎样，我总是幸运的。但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幸运。比如，可怜的霍尼曼——我已经写信给他，让他把给我准备的报告的另一个副本送来，但却忽然传来噩耗：他的船在暴风雨中失事。人们花了一周时间也没找到他的尸体。即使他做过报告的副本，又有谁知道是放在哪儿？何况……
对了，雷斯尼克死的那天，讲的那个可笑的问题是：如果有人真能做出点什么，整个世界的人便合谋予以反对。他还讲：“我真弄不懂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假若这是个笑话，寓意何在？我左思右想。我是说，假如有人不愿我们尽可能迅速向前，有人从另一个世界……
那样想是愚蠢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假设是愚蠢的。
仅仅出于好玩儿吧，有两件事我很想知道。
其一是，基金会是在哪儿而且如何搞到的钱？
其二是，那天早上2051房间是否真有一对度蜜月的人，正当拉里飞身落下20层楼时，非常偶然地被拉斯洛·拉莫斯叫醒。
另当别论
孙维梓译
我沉思地坐在铁床的边上。另一条被子被用来铺在床上当作褥垫，这当然并不那么舒适，不过我面临的却是比这要麻烦得多的事情。
马上就要把我转移到附近的监狱里去，在这以后再过一段时间我还将被投放死牢，当然一开始会有法律上的一套审判程序，但那些纯粹只是形式。因为我不仅是在犯罪现场给逮住的，而且连我自己也对这一切供认不讳。
我被指控蓄意谋杀我的朋友拉里·康诺特，他甚至还救过我的命。我自己当然会提出一些辩护理由以求减轻罪责，但法庭可能会对此不屑一顾。
康诺特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后来战争才把我俩分开。若干年后我们终于又在华盛顿重逢，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亲密无间。他在这段时间里，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和一展抱负之处，并为此努力奋斗了多年，但其内容则对我秘而不宣。我自己原来也有过一番雄心宏图，只是当我在解剖学上一无所成以后，我就和科学无缘了。老实说，还在我刚踏进解剖所那会儿起，我对医学的兴趣就已一落千丈，我倒不是厌恶那些死尸，只是觉得这里面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学位或职称，而且这对于一个参议院的警卫人员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职业听起来似乎并不太体面，但我并不以做个警卫而感到羞愧。一般说来在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甚至还相当喜欢这个职务。参议员们在我们警卫人员面前通常都能够毫无顾虑，对我们十分友善，我们也常常知道不少发生在政府内幕里的秘闻趣事。从个人方面来说，不少人都得有求于我们——这主要是那些急于猎取新闻的记者以及政府的小官员们，他们往往能从人们无意漏出的只言片语中得益匪浅；当然还有那些希冀在议会进行重大辩论时置身于大厅回廊中的游客们。
举个例子说，和拉里·康诺特的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我和他恰好在街上相遇，寒暄一番以后，他就问我能不能为他搞张议院的通行证，以便参观最近将举行的外交政策辩论。第二天我给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