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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断喧闹，追来打去无休无止。受苦受难的孩子们！他们的处境多么令人痛心！不论其养父、或其养父的邻居、或素昧平生的人们，他们一旦为之动情，就必会同时产生一个共同的想法：这是大角人干出的暴行。
在大肆杀戮有潜在威胁的成年人之后，大角人将或可驯服的儿童当做有价值的试验样本围进笼中。
而我却要用500只大角人的宠爱动物同他们进行贸易活动！
威他灵带着我在这个病区不停巡视，他的语调之中蕴含着对这些孩子的无限爱心和怜悯。不论看到什么，这样的情素都会自然而然从他心中流露出来，化为柔情的话语。“嗨，特瑞，”他在日光浴层面上说着，一边俯下身去，用手轻抚病床上病人雪白的头发。特瑞向他微笑了一下。“当然了，他是听不到我们讲话的，”威他灵说，“四周以前，我们为他移植了新的听觉神经——我自己动的手术——但没有发挥作用。手术作了三次，不过，当然了，每次尝试都比上一次更为危险：产生抗体。”
我说：“他看上去还不到五岁。”威他灵点点头。“但对殖民地的攻击——”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威他灵说，“大角人对人类生殖当然是有兴趣的。埃伦——她几周前离开了我们——年龄只有13岁，可她生了6个孩子。现在这一位是南茜。”
南茜可能有十二岁，可她的举止行动却像是年迈老娘。她转着一个球珊珊而行，忽然停下步子，以厌恶和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南茜是我们治疗好的儿童中的一个，”威他灵不无骄傲地说，他随着我的目光观看。“啊，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她是在火星上长大的，不太适合地球的吸引力，情况就是这样的。她动作并不太慢——是球跳得太快了。这是撒姆。”
撒姆是个近十岁的男孩。他一边做着从床垫上抬头这样很明显极为艰难的训练，一边哧哧傻笑着。一个志愿助理护士数着次数，一边让他做下巴挨胸的动作：一二，一二。“撒姆是中枢神经系统基本丧失，”威他灵满怀深情说道，“但我们已有了进步。只是神经组织再生太可怕了——”我并没有听他讲话。我在看撒姆傻笑，他口中露出黑脏破烂的牙齿。“是营养不良。”威他灵看出我在观察什么使这样解释。
“好了，”我说，“看到这些就足够了。现在我希望在他们要求我换尿布以前离开这里。谢谢你，威他灵中校。我要谢谢你。哪条路是通到外面去的？”
四
我不想再回哈伯的办公室，因为我怕谈话可能引发不快。但无论工作进行得如何，人总是要有所补充的：我总是要吃饭的。
所以，我带着坎特斯回到旅馆房间，从服务室要来了午餐。
我站在暖气窗前向外眺望，与此同时坎特斯向我汇报公务。我根本没有听进去，因为坎特斯明白我想要了解的是什么。我默默观看着脚下边星期一这一天的贝尔波特的情形。贝尔波特是一个呈辐射状的城市，城中心是20年前极为普遍的蘑菇状楼房群。实际上，我们所在的旅馆也是这么一种建筑。从窗子边左右看去，其他另外三幢楼赫然耸立上方或者是脚下。在远方，是居民区套房公寓中的教堂塔尖。在一个大道上，颜色鲜艳的汽车宛如蛇虫般爬行着，象征着我们公民复决立场的标志灯赫然在望，隐隐可见的也有我们对手的标志灯。尽管相距一百多米远，但依然历历在目。
“你知道，亲爱的，”我对坎特斯说道：“这件事并无多大意义。我承认那些儿童是令人悲哀的，而谁能帮助他们减轻一些痛苦呢？不论大角人能不能在那个湖上设立遥测站，都跟他们毫无干系。”
坎特斯说：“难道不正是你给我们讲过，公共关系丝毫不讲逻辑道理吗？”她来到窗前，站在我的身边，半倚在窗台上，打开笔记读道：“测量低于另外半点的指数……哈伯说，肯定地给你们讲一定要获胜……没有大角人，至少要下降两点。给供应商的信函已经发出。芝加哥同意预算透支。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些。”
“谢谢。”此时门铃声响，她转身走去将门打开，让侍者把午餐端进来。菜单上的一切都令人厌倦；有她在我面前，我毫无食欲。但我还是克制着自己继续吃下去。
坎特斯好像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帮我，实际上她此时的所为跟她的性格极不相符。整个午餐期间，她一直喋喋不休，其中一个中心话题就是那些儿童。她提到尼娜，说这个小姑娘在进入唐尼肯总医院时年仅15岁，此前经历了大角人的整个暴行过程——她不跟任何人讲话，体重只有51磅；而且不停地尖叫着，除非躲进床下时才有所收敛。“过了6个月后，”坎特斯说，“他们送给她一个木偶玩具，她最后终于能给木偶讲话了。”
“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汤姆讲的。另外，那些在无菌状态下出生长大的孩子……”
她随后讲了这些孩子的情况。她谈到医生为恢复病人身体的兔疫力，如何进行一系列的注射治疗和骨髓移植，而且还怎样设法不使病人因此丧命。她还谈及那些听觉神经和发声器官被毁掉的儿童。很明显，大角人是想弄明白人类是否能在不发音、不讲话的情况下进行理性思维，所以才下此毒手的。为了就人类饮食进行研究，大角人还将有些孩子在饮用纯粹化学合成的葡萄糖的情况下养育大。对有些孩子，他们还进行人工放血。坎特斯还讲到，有的孩子毫无触摸感觉，有的孩子骨骼永远无法发育。
“都是汤姆给你讲的？”
“还多着呢，加纳。不过，要知道，这些孩子总算死里逃生。有一些孩子根本就——”
“你认识汤姆有多长时间了？”
她放下手中叉子，往咖啡杯中放了块糖，然后呷了一口，看着我说：“哦，我一来就认识了。当然是在那些儿童来以前。”
“我猜想，关系非常好。”
“啊，是的。”
“他确实非常喜欢那些孩子——我看得出来。你也看得出来。”我又喝了一口咖啡，但它的味道如同冲淡了的猪食一般，所以只好点了枝烟抽起来。我说：“我觉得，这种局面如果等太久会不利于我，你说是吧？”
“啊，是的，加纳，”她再三斟酌着说，“我认为你已经错过了这班车。”
“我是在给你讲我考虑的另外一些事，亲爱的。其中并不全包括下周选举这件事。”
而她则说：“实际上，加纳，我准备在圣诞节跟汤姆·威他灵结婚。”
我打发她回到办公室，然后四肢朝天躺在床上，口中一枝接一枝不停地吸烟，一边看着烟雾隐入墙上的通风孔。此时一切都极为安静，而且无人打扰，因为我嘱咐服务台在得到进一步指示情况下再将电话接过来。但我此时脑子里空空荡荡，一片茫然。
当一个人自始至终沿着错误道路前进时，最后便会发现一事无成。
如果将我的项目表拿出来的话，我便会将其中的项目—一划掉，毫不吝惜。我并没有解雇哈伯，实际上也再不想这样做，因为在执行这项特殊使命的过程中他并不比我差多少，事实证明如此。不管怎样，我对儿童们进行了调查，只可惜为时太晚。我对康尼克进行了调查，他是反对建立基地的头号人物。尽管我找到了可以伤害康尼克的东西，但显而易见这也无助于我们的工作。此外，我自然无法跟坎特斯·哈门结婚。
我一边吸烟，一边想起还有第五个项目。但我也把它们给搞砸了。
从公共关系的典范之作就可明显看出，莫尔特里公共关系是多么的不明智。而我呢，则偏偏又重新堕入了最为陈腐、最为愚蠢的宣传的陷阱中。让我们来看一下宣传的杰作吧：“犹太人在日耳曼人背后插刀！”“国务院里有78（或59、或103）个持有党证的共产党！”“我愿去朝鲜！”口号仅仅有理性是不够的；如果你要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口号有理性便是错误的。因为，口号必须清新动人、简洁明晰、一反常规；这样，它便可以吐露希望、富有魅力，使某个艰巨、混乱而且杂乱无章的问题得以解决。因为在垮掉的德国面前，或在颠覆性威胁面前、甚或在毫无进展的战争面前，普通的人只能为个人的得救而长期忧心忡忡四处求索，而这样的困境任何理性的方法都无法加以解救……因为，普通的人已对所有的理性解救办法都做过考虑，但却发现它们百无一用，或者代价太大因而无法采纳。
所以，我要在贝尔波特集中解决的问题，其办法便是拿出眩人耳目、摆脱理性、蛊惑人心的口号。如果可以，不妨将它称之为弥天大谎。而我，还没有发现一种巧妙的宣传策略。
对我所做错事的方方面面进行考虑是极为有益的，因为这其中包含有最为错误的举动：我放走了坎特斯·哈门。想到这一点，我几乎蔑视起自己来。恰好此时门铃声响起，我打开门，来的是身着宇宙部队橄榄绿军服的一个家伙。他说：“请吧，加纳森先生。我是皮尔鲁斯上校，休战队想跟您讲话。”
这一刻我一下子僵在那里，仿佛又回到19岁的年月。那时我是一名不合格的火箭飞行员，在月球上担负着保卫阿利斯塔克基地、防止外层空间侵入者入侵的任务（那时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个笑话。这足可证明笑话并不可笑）。
皮尔鲁斯带我穿过回廊，来到一个我根本不知其存在的秘密电梯，然后抵达蘑菇状建筑扁平的圆厅，再进入一个套间。这种套间使我的套间相形之下顿时成为老莱维敦市里狗群出没的洞穴。但臭味让人退避三舍。此时，我已经感受出来，迅速做出反应，拿出手帕捂在鼻子上。这位上校甚至对我不屑一顾。
“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