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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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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第六部分苟延残喘(1)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分,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陈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一人,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内政部长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部长,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为应付新的形势,只好答应。局本部设四处二室:第一处为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第二处为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为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为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后,分别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规定各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调查处下一般设三个科,分管与局对口的各种事务。另外,还在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就这样开张了。    
    内调局可以说生不逢时,它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迅速消灭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在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陈立夫在这乱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残局了,因此,内调局成立后,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陈立夫在与内调局长季源溥反复商量策划后,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到香港去,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他们计划以香港为据点,陆续派特务到这里受训,训练后再派遣回大陆实施破坏。第二,派中统骨干黄雨青到华北去,与当地中统特务取得联系,准备在绥远或者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在华北地区进行潜伏破坏活动。第三,将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周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陈立夫认为,随着大陆的解放,大陆共产党的情报对于他们是十分重要的,在东南亚一带建立情报据点,可以对大陆造成一个情报包围圈。陈立夫与季源溥特拟定了一个计划呈报蒋介石,蒋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点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立夫的这些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虽然进行了筹办,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成。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好西迁重庆,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湾去建立内调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因张益民属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张益民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但他们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重庆陷于一片混乱。    
    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于1949年10月与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一同坐飞机来到重庆。因局势紧张,社会秩序混乱,陈立夫到重庆后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


第六部分苟延残喘(2)

    内调局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来见他,表示要举行一个盛大欢迎会,让他和调查处工作人员见见面,讲讲话,陈立夫即沉下脸来,冷冷地说:“时局如此艰难,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必要搞欢迎会,只须找个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并再三嘱咐王难三,会议规模不要大。他有他的考虑,局势一天天紧张,如大张旗鼓地开什么会,影响也大,于他自己的安全不利。    
    遵照陈立夫的嘱咐,王难三将宴会地点选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重庆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菜,而且严格控制宴会规模,参加人员除了内调局科级以上人员与重庆调查处骨干分子外,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和重庆市参议员中的CC派分子以及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CC派分子,总计人数不超过100人。    
    这天,陈立夫准时来到江苏同乡会,他知道自己是为稳定人心而来重庆的,应该有一种“骤然临之而不惊”的气概,因此,他不时和一些人谈家常,谈地方风土人情,尽量装出轻松自如、若然无事的神态。宴会开始时,他站起来,向大家发表演说,他说话很慢,声音也不大,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从国内的局势谈到国际形势,他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现在由于中国形势发生变化,“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这样看来,美国是决不会放弃中国的,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民党的。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一定要爆发,世界大战一爆发,美国就会介入中国战争,国民党就会转败为胜。因此他要求在座的人都留在大陆,作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作复兴党国的中坚。陈立夫的话只是在少数特务中引起了波动,他们真以为美国会支持他们,也真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蒋介石会打回来,便决定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但多数特务都耷拉着脑袋,心猿意马,各打各的算盘,不怎么理会这位党国要人的精神训话,陈立夫看到这场面,也觉无趣,便话锋一转,草草结束了他的讲话。    
    在重庆的几天,陈立夫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有时出入一些特务据点,有时找来特务面授机宜。他知道内调局在大陆已经是寿终正寝了,要紧的是在重庆留下几个通讯点,将来能与台湾联络通报。为此,他找来渝调处处长王难三,交给他300美金,指示他选定可靠人员在重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在大陆解放后发挥作用。他再三强调要选择可靠人员,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交代,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的彭衡负责办理。并向陈立夫保证,这个彭衡绝对可靠。但就是这个可靠的彭衡,在重庆解放后,即向人民政府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不久,内调局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    
    1949年11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攻打重庆,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仓皇逃往香港,其他大小特务在中统西南区区长徐政带领下,狼狈逃窜成都。到成都后,谁也没有心思搞什么反共计划了,都各找门路,准备逃跑。    
    为了收拾残局,陈立夫壮着胆子飞往成都,他一下飞机,便召集特务进行训话,给他们打气,说什么“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但他的话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因为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重庆,正以迅猛的速度向成都推进,特务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性命,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安排他们逃跑,面临这一大堆特务的后事,陈立夫确实为难了,他知道,运送逃台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他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并要求大家鼓起勇气,坚持到底。    
    特务们似乎都清醒过来,他们知道此时此刻,陈立夫是不会管他们的了,于是,陈立夫讲完话后,特务们便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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