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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多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事无巨细,他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无能为力。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他先提出要将主任委员一职让给他弟弟陈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显,因为陈立夫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以陈立夫为主任委员,可以使合作金库及整个合作事业置于党务系统的领导之下,使之进一步党化,而且陈立夫年轻、身体好,让他负责,可以更好地运用合作金库的资金优势,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但蒋介石一眼看穿了陈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陈立夫的任职,坚持让陈果夫当主任委员,而且还将谷正纲塞进了指导委员会,以造成分权之势。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并不是像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经济,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谋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只是二陈兄弟发财致富,与孔、宋等金融财团争权夺利的工具。
第六部分胜利伊始(1)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御侮、浴血奋战,终于1945年8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日皇命令日本军队立即停止战斗。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军签订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日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9月10日,各报均发表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顿时,全国沸腾,一片喜庆。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这振奋的消息而欢欣鼓舞,卧病经年的陈果夫听到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一扫病容倦态,竟能起床读书会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很少会客,即使与客人交谈,也限制时间。现在,整天与来访的客人长谈,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长居正70寿辰,陈果夫在给居正的寿词中情不自禁地写道:“在兹胜利双庆月,举觥宜称万众心。”表现了他与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高兴心情。
这一年年底,重庆城里,寒气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声声、锣鼓阵阵,城里市民举行庆祝胜利、庆祝新年的双庆活动,到处弥漫着喜庆的暖流。陈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时兴起,磨墨铺纸,一口气写下了好几副春联,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其中如“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等,都表现了他希望和平建国,在经济、科学方面赶上世界强国的心情,当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总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应该成为国民党的一统天下,CC系统将大有可为,应该好好地协助蒋介石,在加强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从事和平建设及科学研究。
陈立夫与陈果夫一样,为抗战的胜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样认为,抗战胜利后,是CC派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积极收罗旧部、安插亲信,向新接收地区大量派出CC派骨干,占领地盘,发展势力,他为自己勾画了一幅陈家党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为抗战胜利欢呼、高兴过后,二陈兄弟开始冷静下来,他们比较多地考虑到国民党的种种弊端及其命运,也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前途。其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由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及他们兄弟俩的长期控制,已存在种种弊端,国民党的腐败、贪污、专制早就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特务政治,这对主持党务的二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明显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对国民党本身弊病,二陈并不回避,他们认为国民党组织松懈,缺乏纪律,没有民主训练和宣传;许多党员不关心党的原则,只求升官发财,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欺上瞒下。总之,这个党已经是老态龙钟,再也看不到原来那种向上的朝气了。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二陈忧虑。当然,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国民党的腐败与蒋介石有关,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与CC系有关。其二,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虽是国民党的高层领导,但二陈知道,自从西安事变以后,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总好像渗入了点什么东西,再不如原来那样亲密无间了。相反,蒋经国太子派扶摇直上,黄埔系力量有增无减,政学系仍然受到重用。战后对二陈刺激最大的,便是蒋介石命令两位政学系成员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而东北和台湾又是最有油水的两个地区,二陈早就想占据这两个肥缺,现在却让人捷足先登,而且蒋介石这一姿态好像是故意做给二陈看的,二陈开始担心,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他们是否会被蒋介石抛弃。
对于这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陈果夫和陈立夫通过密商后,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坚决反共,在反共中既可发展巩固特务势力,强化特务政治,又可以获得蒋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攻垮他们,才有CC系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来一番刷新。
抗日战争中后期,二陈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越来越趋向反共,陈立夫曾插手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皖南事变原因时就指出:“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并主张驱逐陈立夫。到后来,二陈反共态度更加顽固,在抗战胜利前夕一次国民党高级官员茶话会上,有人提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是否还应实行合作,陈立夫唰地站起来,板着脸,气势汹汹地说。
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抗战胜利后,陈立夫又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尽快占领东北地区,消灭共产党。陈果夫还反复强调要统一军令,不能让共产党节外生枝,并提醒蒋介石,不要与共产党再合作。
第六部分胜利伊始(2)
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状,二陈表现出不满态度,并不时给予批评,主张有所革新。还在抗战期间时,有一次,陈立夫便向他的亲信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大发一番宏论,他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关系,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复杂。而是很简单,关系不外是三种。”哪三种关系呢,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的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惟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
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入这类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然是这种关系猖獗的时候……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平心而论,陈立夫的话,倒还抓住了国民党腐败的症结,但由于他本人的扶摇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干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经济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这一关,所以他只能对那些在“亲情关系”方面比他们更胜一筹的蒋经国、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带派人物表示些不满,发发牢骚而已,而不能找到医治这种症结的办法。
抗战胜利后,以二陈为首的CC系便对孔、宋裙带派和政学系发动攻势,一些CC系的中层干部成为进攻的主将,二陈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暗中指挥。他们认为国民党腐败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国民党已经十分积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
二陈虽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时也放上一枪一炮。抗战刚胜利时,陈果夫经过深思熟虑,向国民党提出了八点建议:(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让人摸着,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见。(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之事变。
这些建议,一方面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