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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员十二守则》来要求学生，即要学生做到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学问、有恒等。总之，国民党的党义加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旧道德，就是所谓训育的主要内容。
陈立夫还指使CC特务在学校大肆活动，对有进步思想或抗日论的师生，进行严密监督，甚至实行绑架、逮捕、杀害等。
陈立夫在主掌教育部时，虽然有所成绩，但他在教育界势力的膨胀也引起蒋介石的不安和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不满，特别是在学校实行的思想强化政策和特务政治，激起广大师生的反对。于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底，蒋介石重调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只好将教育大权归还于朱，黯然离开了教育界，此后，再也没有涉足。
对于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这段经历，陈立夫是十分留恋的，他认为自己在主掌教育部时，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也颇有一番政绩。1984年，已经84岁高龄的陈立夫写了一篇《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追思往事，他不无得意地总结道：“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战期间，我整整地担任了六年十一个月的教育部长（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主持战时教育行政。在这几年中，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进并创建教育制度、厘定课程标准，收回‘文化租界’，创设训育规范、发扬民族文化，发起建教合作制度，征调及训练10万学生为青年军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确实做了不少的事”。
第五部分进侍从室（1）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但并非在国民党内具有可以处置一切的大权，每有大事，须呈报蒋介石批准，而在蒋介石与二陈之间，还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机构——侍从室。所有一切面呈蒋介石的报告、公文须先送侍从室，再由侍从室分门别类、分轻重缓急先后转呈蒋，并对有些文件，还可自行处理，机构虽小，地位极高。二陈对这个凌驾于国民党各部门之上的侍从室位置一直十分觊觎。另外，二陈当时只是控制了国民党党务，而对政务和军务，特别是对其人事权无法过问。蒋介石对人事权一直控制很严，凡属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升降，他都亲自核定，再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对人事主管权限，有个大概的分工，一般行政人员的考核、选拔由考试院主管，而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介石则责成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权力很大的部门。这自然会引起二陈的无限兴趣。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二陈一直处心积虑，寻找时机，想尽各种办法以进入侍从室。
二陈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有了办法。1939年下半年，陈果夫专程晋见蒋介石，在谈到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需要很多新干部这个问题时，陈果夫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并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正好，蒋介石也考虑到高级行政人员的选用、考核需要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工作量大，且业务范围涉及面广，情况也比较复杂，单靠侍从室二处第五组主管，已经是难于应付了，而这种工作又是十分重要的，成立一个独立单位，扩大人员编制，使之严格规范化，势在必行。所以，蒋介石听了陈果夫的建议后，没加什么考虑，便同意了，而且很快批准了他的“由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当然，蒋介石并不希望这个独立单位独立性太大，为了便于他直接掌握和控制，也为了业务的保密起见，于是，蒋介石将这个独立单位列为侍从室系统之下，编为第三处，其任务为主管全国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与通讯指导等。第三处的主任理所当然地由陈果夫担任，同时，蒋介石还任命萧赞育为副主任。这样，陈果夫顺利地进入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的最高人事幕僚。
第三处的成立，陈果夫插手人事权，引起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的不满，戴季陶时任考试院长，而人事的储备、考核、任用本是属于考试院的，现在第三处成立，说的是主管高级行政人员的人事权，实际上所有行政人员的人事权，陈果夫都有权插手。这样一来，考试院将无事可干、无权可行。于是，戴季陶等人便开始以十分强硬的态度攻击陈果夫，说考试权的独立行使、铨叙部主管全国人事行政是孙中山有关行政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而陈果夫单独搞第三处，是违背国父遗教的。戴季陶与蒋介石称兄道弟、又是党国元老，陈果夫自然不敢公开与之争锋，只好采取妥协态度。他声称第三处并非专管人事，也不是独立单位，只是侍从室下一个人事参谋单位，所做的工作也是幕僚性质的，而且不对外行文。如此云云，才将戴季陶等人敷衍过去。
陈果夫到第三处走马上任后，按侍从室一、二处各组的顺序，在第三处下成立了第七、八、九三个组，并将自己的亲信都收罗到该处工作。同时，还到有关党、政、军各机关中遴选人员，使文职、武职人员各占半数。他要求文职人员没有书生气，而武职人员则是文质彬彬、恂恂儒雅，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即绝对忠于蒋陈。
通过不长时间的筹备，侍三处便在陈果夫的指挥下开始工作。首先，他们派出人员，向国民政府有关机关收集人事资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提供了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考试院铨叙部提供了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资料收回后，陈果夫指示他们将这些资料和各种统计图表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登记，以此作为侍三处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通过陈果夫细致的工作，侍三处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他们将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再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很快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料。
其次，陈果夫便根据这些资料在全国开展调查，虽然陈果夫在向调查人员交待时说：“做人事调查工作首先要‘无我’，正心诚意为之”，而实际上，则是通过调查，对国民党各级党政军首先进行监督、控制，发现思想、政治态度、立场有问题的，即行处置。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切方式控制人事的考核、选用。陈果夫虽然声称他的第三处只是参谋单位，是幕僚性质等，但那是哄戴季陶的。他入主持三处后，极力抓组织人事权，他以国民党CC派为核心，采用种种手段，将国民党党、政、军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逐步控制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为了在知识界形成他们的势力，陈果夫与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出面，拉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成立了一个“实业计划学会”。由于陈立夫是学工程的，他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在美留学时，都有一些关系，因此，他便以所谓同乡、同学、同专业、同留美等作为纽带，笼络了一些人，并将这些人的简历造成表册，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蒋介石在战争年代，自然十分需要知识人才，对这些人另眼相看，给予重用。而这些人被任用后，自然十分感激二陈，成为他们的力量。
第五部分进侍从室（2）
（二）成立“党政训练班”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为了对党政训练班结业的学员进行控制，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结业学员通讯处，并指派CC系骨干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他们规定，凡在中央党政训练班及后来的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在回到工作单位后，必须按时和“通讯处”联系，汇报自己读书、工作和活动的情况，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状况，侍三处根据其汇报进行考核、登记，择优予以升迁。通过这一办法，二陈便能随时了解全国各地党政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督与控制。
（三）成立中央训练团高级班。高级班学员主要为国民党政府厅、司、局长及专员级的干部，受训期为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中央培养使用对象。所有参加高训班的人选都由侍三处提名，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便以此作为笼络人心的筹码，到高训班受训的人都知道自己能参加受训，成为中央培养的对象，是陈果夫的提携，因此从内心感激他。陈果夫还命侍三处人员每月与高训班学员聚餐一次，以增进了解、融洽感情，使一期一期的高训班学员成为二陈的势力范围。二陈也通过这一形式加强了对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控制。
陈果夫并非像他对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不干预考试院的工作，他早就想把这一工作揽于自己手中。他在侍三处工作有一定进展后，便开始染指考试院。
陈果夫利用侍三处的特殊权力，将大批CC派的骨干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科长，考铨处本是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CC派的人当了处、科长后，便掌握了考铨处大权，表面上，考铨处还是考试院的下属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侍三处在各地的办事处。陈果夫就是利用这种偷梁换柱的办法，逐步地控制了地方人事权。
陈果夫主持的侍三处，除了进行各种人事的调查、考核、选用外，还常以到各地调查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向蒋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以获得蒋介石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