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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蒋介石的训示也好，还是面谕也好，或者是函示也好，二陈兄弟都惟命是从，坚决照办。他们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劳心费神，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大从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原则，小到科系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硬性规定。表面看起来，中央政治学校科系分明，章程俨然，实际上却是一个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大杂烩，与其说是个学校，不如说是个臃肿的机关。
在二陈的直接干预下，中央政治学校设置了许多大学所没有或少有的机构，如公务员训练部、专修科、附属学院、学校及研究部等，科系中还设置行政系、外交系等。学校对师生的管理十分严格，采取层层控制的办法。在教育长以下，分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公务员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军训总队部等等，各处都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处以下再设科，科有科长和副科长。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完全是一个行政衙门的官僚组织，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教育长一人之手，即集中于陈果夫一人之手。
正是在这层层控制之下，学生像奴隶似地集中在学校，实行军事管理，一切言论行动都听从学校指挥，稍有越轨，即行处置，如有某种进步言行，则坚决开除。
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时，对国民党“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略有微辞，很快被学生中的奸细告之学校，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宣布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但陈果夫满脸冰霜，对此毫不通情，他眉头紧锁，一字一顿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教师再三恳求也无效，只好怏怏而退。
另外，对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校方也不问青红皂白，予以重罚。陈果夫常对学生讲：“学生在中央政校既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即按军法处置。
第二部分网罗“人才”（3）
一些学生往往稍有不慎，就会糊里糊涂地受到学校“军训总队部”的惩罚。有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校方要求中午睡午觉，一名学生在宿舍里难得入睡，便出来走走，他信步进入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便在礼堂的长凳上睡着了，结果被校方发现，将这个学生叫到军训总队部，予以严厉斥责，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反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仅在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该部负责人发生争论，结果，陈果夫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
陈果夫、陈立夫还深恐学生不能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才”，除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外，还经常向学生发表演讲、训话，并将学生找到家中或办公室里，进行个别训示、引导，以笼络学生。当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开学时，陈果夫正发胃病，但他还是忍着疼痛向学生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对学校十分重视，说什么：“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高等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这里，陈果夫所说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即是说明中央政治学校要将学生培养成实施蒋介石新专制主义的骨干“人才”。
在陈果夫、陈立夫的惨淡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届届毕业，走向了国民党各级党部和各级行政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同时，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开始，他们以控制各级党部为重点，后来，在把持党务的同时，也向政府渗透。1932年，二陈曾向他们的亲信训示：“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省政府民政部门，因为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以保荐县长，又可以直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于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党部就可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于是，他们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厅，然后将120多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派往那里，以佐治员的身分参加各县县政工作，实际上控制了浙江所有县的党政大权。在其他一些省，他们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达到了控制这些省党政大权的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便成为二陈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当时社会上就普遍的说，“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两个字”。如果说，当年蒋介石通过办黄埔军校控制了国民党军队，那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则通过办中央政治学校而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越来越大。
第二部分三全大会（1）
根据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于1929年初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对这一次大会特别重视。因为蒋介石虽然通过二中全会复出，取得了党政军大权，但并没有在国民党统治上确立其政治领袖的地位。蒋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打击反蒋派系，形成自己的一统天下。因此整个会议的筹备活动都在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而具体担任筹备工作的则是陈果夫。蒋要求陈果夫结合各地整理党务、实行“清党”的情况，筹备好三全大会。
二陈兄弟对三全大会都抱有很大希望，但陈立夫认为自己太年轻，要在国民党中央获取权力还为时尚早，心情要坦然些。而陈果夫则不同，还在二全大会时，就靠蒋介石的全力提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现在考虑的是，在三全大会上怎样巩固已有地位，并得到进一步跃升。因此，陈果夫对蒋交给自己的筹备三全大会的任务，既感到荣幸，又感到艰巨，他必须抓住这一契机，通过三全大会的召开，既确立蒋介石的党统地位，又确立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特殊优势。
但要真正按蒋、陈的意愿开好三全大会，并非易事。陈果夫首先分析了国民党内各派势力此消彼长的大势，认为胡汉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蒋介石这四大柱头中，西山会议派经二届四中全会的打击，已是锐气尽伤，已无与蒋争锋的能力；胡汉民虽在党内有很高的政治声望，深厚的革命资历，很强的理论水平，但自廖案后，长期远离政治中枢，势力已大不如前，尚不能对蒋构成威胁；只有汪精卫，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而其资历、才干、声誉也非蒋所能比，特别是手下聚集着一批中央高层干部，如顾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王乐平、郭春涛、白云梯等，形成人多势众、阵容强大的局面，不可小觑，这是三全大会上能够对蒋构成威胁的最大一支力量。
根据以上分析，陈果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联合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孙科太子派等，组成一个联合的但以蒋为主体的政治中枢的方案，目的就是为了排斥汪精卫派。在将汪派人物挤出中央后，再对联合体中的各派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逐步形成蒋陈对国民党的完全控制。对陈果夫的这个方案，蒋介石正在酝酿时，便遭到了党内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对，丁惟汾系在国民党中央并没多大力量，但在基层党部却有相当实力，他们本来就想借三全大会大举进军中央，占据中央高位，而陈果夫的方案断了他们的路，丁派当然要群起反对了。
丁派的反对反而引起了陈果夫的警惕，因为按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各地基层党部选举产生，而各基层党部虽经“清党”，大部分还为丁派掌握，如果基层党部操纵选举，那么大量丁派人物会成为代表拥进三全大会，更不堪设想的是丁派与汪派联手，蒋陈将面临更大的威胁。
如何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呢？陈果夫不愧是政治老手，他认为，扬汤止沸，沸乃不止，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于是，陈果夫提出了一个党代表不依党章选举，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办法。
陈果夫的办法虽很荒谬，但却合蒋介石的口味，专断的蒋介石认为，不这么做，其在三全大会上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蒋欣然同意，并由他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于1928年10月25日向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提出报告。由于报告提出很突然，中常会委员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竟获得了通过，并作出决议，通令各省、市党部遵照执行。
陈果夫的办法，即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采取圈定与指派相结合。所谓圈定，即国民党地方党部按规定代表人数的一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作为代表；所谓指派，即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某人为该地区的代表。这完全是独裁与专断，一方面违反和践踏了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章程，粗暴剥夺和侵犯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使一些本来可以通过选举成为代表的党员顿时失去了希望。因此，当中常会179次会议的决议公布后，即受到国民党各基层党部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汪派与丁派，反对最强烈。因为他们中一些人物，在革命资历、政治声望、活动能力等方面，在国民党内都是一流的，但在二届四中全会时，受到蒋派的排挤，正希望通过三全大会东山再起，而按新的代表选举办法，他们恐怕连当个代表都很难，何谈在党内再度崛起呢？以陈公博、唐生智为代表，策动汪派、丁派及其他一些反蒋派，率先掀起了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的运动。1928年11月1日，在陈公博插手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下面党部和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反对新的选举法，并作出了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