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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只是比较容易识别的有形‘权限’，拥有社会评分等级的人，享受到的‘无形特权’是根本无法描述和衡量的。”
“嗯？什么样的无形权限？”郝志表示不能理解。
王琰珂嘻嘻一笑：“比如你总能更多的吸引女孩子喜欢，这对于过去地球时代那些长得不够高，不够帅的男孩来说，是不是就算拥有了某种无法量化的‘开炮权’？”
“你现在说话怎么那么色？不过我喜欢……”郝志也调皮地一笑。
“只是打个比方，很多时候我们更倾向于相信一个貌似忠厚的人，对美丽的女孩的宽容度也会增加30个百分点，有些长相的演员就是更容易获得观众缘，这是社会学家都经过实验验证的事。
而更多的无形权限，是一个人长期的行为积攒下来的，比如可靠度、认真的秉性、更具有决策意识、洞悉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是很难量化地展示出来的。
跟根据我们这个庞大算法得出来的‘社会分’，过官方认证的，分值高的人，是具备政府公信力保障的，有公知作为担保，自然被更多的人所重视。
同时，它也证明你拥有多高的社会价值、道德素养、可信任度、财富级别等等，会使得你在这个社会上行走、生活、贸易、合作，都更容易被人接受，更容易与他人达成协作，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和信任。
比如传统社会要谈一个生意，面对着一个你不熟悉的合作伙伴，人们往往就要付出很大的试错勇气和成本，而如果是一些具有身份和公信力的人，比如马云、比如比尔盖茨这样的‘一言九鼎’的人，你的焦虑是不是会瞬间打消一半？
在甲星社会，你可以轻易通过这种‘社会分’来判断你对面的人。
就好像你要跟一个人签约，只要看一眼对方展示出来的数值，就知道这个人做事情的信誉度，过去曾经的成绩如何，虽然它不具体展示你做过什么，但个人评分系统，逐步成为了这个增强现实社会之中必不可少的参照系。
这个公共评分系统的分值，已经慢慢成为了人们在社会上行走的‘通行证’和‘无形资产’。
于是，隐藏自己的‘社会分’，被自然而然地当成了做贼心虚的表现，于是，大家也都不会轻易隐藏起自己的社会分，反而把它当做一种实时向外部展示的资本，成了炫耀的关键话题。
过去的人类社会其实早就在推行这一套东西，比如富人的车子，名表，得体的服装和贴身的保镖等等，都是这一体系化展示的象征工具。
你开什么样的车，经过什么样的介绍人去谈生意，成功率是不一样的，但这些东西在传统社会更容易造假，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而我们甲星，则是把这一套东西带进了增强现实社会之中，这个基于互联网底层技术革新的‘半虚拟化公共评分体系’，让‘做人’这个过去无法量化的标准，变成了信息化时代，悬浮于每一个人头上的一串醒目的数字……”
第1007章 必然发生的趋势？（）
王琰珂这一聪明的制度建设，令甲星成为了真正的“零犯罪”星球，每一个公民自出生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被这套社会监控体系评价着，像一个永远都在被评分体系鼓励和鞭策着的学生，只有不断地进步才能为自己在社会上立足打下良好的基础。
“社会分”制度使甲星公民努力去做好人，做好事，做正确的选择，做成功的人，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极为向上的良好风气。
哪怕你走在路上，帮助了一个陌生人，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人品道德分值。
而习惯了做一件好事得到鼓励的人们，会更愿意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制定得高一些，更乐于从事公益性事业，使得整个社会呈现正面、积极、良性循环的局面。
而郝志也当面质疑过这种社会评分体系：“全民监控……它会不会导致公民像被套上了笼头的牲口，只能在鞭子的鞭策下被动生活，会不会造成消极的抵抗情绪？”
王琰珂只是微微一笑回答：“全民监控的核心目的是‘赏善罚恶’，这也是自古以来普罗大众的基本需求，也是一个政府核心建立的核心任务。
这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问题，赏善过头，容易导致伪善出现，就好像古中国曾经有过‘举孝廉’的政策，东汉末年的人才选拔制度，把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让那些‘道德品质高’的人当官，于是伪孝和伪善的事就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故事，演化到曹操当政的时候，逼得他不得不彻底推翻这一套，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
而进入现代化中国之后，高考体育生加分制度，也曾导致国内“二级运动员”泛滥的情况出现。
可以说，奖励自身的出发点是好的，却往往带来负面的效果，其主要问题就是无法辨别出真善和伪善，全民监控，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大数据背景下，谁也不可能真正的作假。
而真正的好人是不会在意被人记录生活痕迹的，除了必须的隐私，比如卧室这种地方之外，他活得坦坦荡荡，遍布全社会的摄像头监控器对他来说根本形同虚设，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就好像街上站着的交警，一个证件齐全遵纪守法的司机会怕吗？
对恶人的全面监控，有些时候恰恰是对好人的全面保护，损失一点个人隐私，民众是承担得起的，因为他们换来的是更安全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彻底公平无私的社会背景。
这对于建立初期需要高度民心统一的甲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你们就用这套系统建立了零犯罪率的高度净化社会，真是厉害啊……”郝志由衷地感叹道。
“呵呵，你错了，我们这套全面监控系统，只赏善，却不罚恶。”王琰珂神秘地一笑，“虽然如果用它来打击犯罪的话，几乎是全方位无死角的。
但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你所说的那种‘高度净化型’的社会，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人性人心之中难免有一些瑕疵和污点，我们不能跟人性作对，否则社会就会不稳。
罚恶，从来达不到目的。
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先辈古人曾尝试过用无数苛刻的法律来约束民众，使其成为“好人”，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惩罚体系从来都是作用有限的。
斩首示众这个制度当初被制定出来是用于威慑群众的，其本意是杀鸡骇猴以儆效尤，然而，到最后却成为了民众围观的综艺节目，成为了大家都喜闻乐见奔走相告的表演。
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更何况，用这套全民监控的体系去监督逼迫人民成为好人，根本也达不到目的。
这很简单，在甲星这样上进的文明当中，懒惰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政府没有鞭策任何人，也不会强制要求你怎么样。
鞭策个人的，是集体，是整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压力来自于身边每一个比你努力又比你生活得更好的同伴。
所以，在甲星制度创设之初，我们的目的设立一套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鼓励”制度，把**时代的精神胜利、强大的意识流麻醉，结合于无微不至的互联网技术，把“向上”这个主题，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逼迫恶意无限压缩自控，于是才有了这个理想的社会模型。”
“可是，如果这样的制度创设这么有效，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呢？”郝志好奇地反问道。
王琰珂仰头想了想回答：“还是因为底层技术吧……增强现实社会首先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为背景的‘真实社会’，才使它的实现有了可能，传统社会做不到这一点。
过去的人类社会即使想要建立这样的奖励制度，也无法解决那个基本难题：你怎么保证每一件好事都得到相应的奖励？又怎么区别伪善？
回想一下我们地球时代身边的那些人吧，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定义，像是职业竞争，如果能够做到公平，谁又愿意潜规则呢？
正是因为坚守正确，会被邪恶抄了近道，所以很多人只能无奈地遵从了职业内的潜规则，打个比方，如果所有的人办事都按正常程序，世界就是公平的，然而100个人里有一个人通过送礼达到了目的，就会很快逼得其他人也走上这条路。
大部分人不是不愿意从善如流，而是因为善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反而成为了善人的弱点。
而当所有的人都倾向于去从恶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惩罚多数人，法不责众也是因为当所有的人都从恶了，恶自身也就成为了正常行为，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劣币逐良币’。
所以，建立公平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无差别的了解每一个人的行为”，确保你的善被别人看到，得到应有的保护。
我们的本意并不是违反人性去做全民监督，那样的话肯定是会有负面作用的，所以我们的社会分体系只是一个激励制度，只是一个‘加分’系统。
我们不做‘减分’的评判。
批评与惩罚，那是法律系统的责任，与社会公共道德评分系统无关。
也就是，只鼓励和表扬好的行为，却不会把任何负面的表现计入得分系统。
我们不会利用这个看似非常便利的系统追查犯罪，监督个人私生活，哪怕它的确可以做到这些。
哪怕你是穷凶极恶的人，在无人看到的后街小巷里抢劫、杀掉了一个无辜的人，也不会被当做评分的参考，更不会被记录，甲星的法律严格规定，从这个系统之中获取的任何犯罪证据，都不会被法庭采纳。
我们只记录你做过的正确的，好事，你身上具有闪光点的，有价值的部分。”
“啊？那得分岂不是太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