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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半岛三国统一后，耽罗转服属于新罗。
新罗灭亡后，938年耽罗服属于高丽。
高丽统一三韩后，每代星主需到高丽朝见一次，所谓“世一朝见”。番国来朝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亦是一件盛事。故每次朝见，高丽统治者均给以热情接待，“饮食供帐，碚拟于王者”。高丽太祖建立高丽王朝后，想延续新罗加封给耽罗的爵位，想使耽罗继续向高丽称臣，但被耽罗拒绝。
于是高丽派大军前来讨伐，耽罗王高自坚最终屈服了，派太子末老于938年前去朝贡；但在其后的1105年，也就是高丽肃宗十年，肃宗废除当时使用的国号耽罗，而设置耽罗郡直接统治，耽罗设郡。从此被正式纳人高丽疆域。耽罗国改称高丽地方行政区“耽罗郡”后，城主、王子的地位不变，成为耽罗的实际统治者。
1153年高丽将耽罗郡改为县，派崔陟卿为耽罗令，并设14个县村。1121年，将耽罗改称济州，并设府使与判官。元宗十一年，高丽暴发了以权臣林衍为首的叛乱，其主力“三别抄”失败后，退据耽罗岛。
而后，等元朝建立后，因其对南宋和扶桑的野心，早已注意到耽罗重要的战略地位。
“世祖既臣服高丽，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亦注意焉”。
当元朝发动对扶桑的远征时，耽罗便成了其重要的基地之一，为其办理军资器械，打造舰船。
然而，耽罗更重要的作用，却是作为元朝的牧场。
耽罗岛属太平洋亚热带气候，每年一月的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上，其东部是大片适于放牧的草地。温暖湿润的气候，丰美的水草，使其成为亚洲最好的牧场之一。自古耽罗就是出产良马之地，所谓“处处骅骝”。生长于马背上的元朝统治者，自然也看中了这块宝地。忠烈王三年，元朝于此设立了牧马场，并设官管理耽罗。所牧养的马匹因由蒙古人自北方运来，称为“胡马”，而高丽本国所产称为“乡马”。
两者相较，乡马虽亦能负重耐劳，但躯干矮小；相比之下胡马高大，但由于非其土产，故数量很少。
耽罗不仅为元朝繁孽了大批的战马，亦需不时的上贡给元朝统治者。元贞二年，高丽世子，后来的忠宣王王璋到大都，曾分别向元成亲、太后和晋王甘麻刺各献白马八十一匹，便是一例。有的蒙古贵族还直接向高丽索取马匹。直至元朝灭亡以后，耽罗岛仍然留下两三万匹马。有元一代，高丽成了元朝流囚的集散地，用来安置犯人的地方主要是西、南海岸的诸岛屿。元统治者生长草原，对海战不甚熟悉，在征服高丽过程中，海岛的易守难攻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故而将其视为天然的海上监狱。
耽罗岛位于全罗道南海域中，更是“波涛汹涌，凡往来者难之”，成为重要的流放地之一。
元朝首次流放犯人于高丽是在忠烈王年夏四月，“元流盗贼百余人于耽罗”。
此后，犯人被接连遣送而来。
五月，元流罪人三十三于耽罗”，八月，“元流罪人四十于耽罗”。
除一般的罪人外，尚有皇族被流放于此，如忠肃王四年春，仁宗之兄，魏王阿木哥流于耽罗。
然而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丽的反抗，忠烈王四年，高丽数次上书中书省，称“小邦诸岛虽多，皆与陆地不远，上司所遣罪人已难安置，况今耽罗地元放罪囚并使移置，非惟置之无地，朝夕恐生他变。其耽罗元放罪囚，乞令依前往坐，仍使官军监守。”并于七月专门派将军朴义土元交涉。
耽罗岛作为罪人流放地的地位，一百延续到元末。由于元朝在耽罗派驻军队、输入牧户以及流放犯人，使得耽罗的居民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耽罗在元丽关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元朝将亡时，顺帝仍有派人到此营建宫殿，以作避乱之用的举动”。元使高大悲来自济州，帝赐王彩帛、锦绢五百五十匹，宰枢亦有差。时帝欲避乱济州、仍输御府金帛，乃诏以济州复隶高丽。然营造尚未成功，元朝已经灭亡。
不过这些事情已经和曹岩没什么关系了，他看重的，是济州岛的优良位置。
拿下扶桑，是情理之中预料之中的额事情，基本上不存在任何难度，曹岩相信梁山的力量。
但拿下扶桑之后呢？
他要反攻大宋，需要一块跳板，否则光靠海运的话，光是运兵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后勤补给怎么办？所以他需要一块陆上地盘，那就是高丽！
毫无疑问，以高丽的位置而言，作为跳板是最合适的，而进攻高丽，济州岛又是最重要的，所以曹岩从现在开始，就要把目光放到济州岛之上了。
他给李俊的任务很简单，不是现在就那些济州岛，而是进行先期骚扰，最好是把高丽的舰队给勾引出来，然后在海上予以歼灭。等拿下扶桑之后，除了镇守的队伍以外，其他军团立刻出发，直扑高丽，这就是曹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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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的大名，那就太多人熟悉了。
隋炀帝两征高丽，结果国破家亡；唐太宗李世民晚年三征高丽，不过也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唐太宗病崩后，其子唐高宗李治这才汲取了他的教训，改取先灭百济，再灭高丽的战略，一则孤立较强大的高丽，二则拓宽了进高丽的通道，先后发兵50万，征战10余年，最终取得了平定朝鲜半岛的胜利。唐高宗还将高丽划分为九都督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由薛仁贵督兵2万镇守。
隋炀帝三伐高丽，其实很多时候是没办法。
首先，史上高丽与华夏的关系通观先秦至隋文帝时期高丽与华夏的交往可见：华夏与朝鲜血缘上有渊源关系；汉武帝设朝鲜四郡，又将其划归为华夏的行政区域，确立了两地的藩属关系。隋唐统治者正是以这两点为借口，伐其不恭。毕竟华夏分乱之时，高丽趁势扩张；强大时，朝贡中国，接受分封，所以从本质上讲，高丽与华夏历代王朝动态的平衡关系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对比基础之上。
其次隋初的国际形势隋初的经济繁荣为隋炀帝征高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国力对比来看，隋朝对高丽是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处于东夷强国地位的高丽也令隋十分担忧。东夷散列开来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尤其是高丽与突厥的联合，足以对中原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正因为隋和高丽均感到对方的压力，相互猜忌，所以引起高丽背离隋朝私臣于突厥，从而引发了这场大规模的战争。
第三，国内形势方面，辽东之役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民不堪役，纷纷反抗，国内形势日趋严峻。但是隋炀帝仍然固执己见，不听臣下劝言，执意再征高丽。统治者不顾内患，坚持排除外忧，无疑是雪上加霜。隋炀帝为何在国内形势已动荡不安之时还要发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辽战争呢？当时国内已经是民变蜂起、愈演愈烈了，即使隋炀帝一心着手镇压内乱，全国性的起义也难以立即平定。而国内情急之时，外敌更有可能趁虚而入。赌注性地去攻打高丽，一旦取胜，不仅可以稳定边疆局势，挽回征高丽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消除人民起义的根源，迅速稳定国内形势。
当然了，征高丽，隋炀帝个性因素也很重要。
隋炀帝博学多才、有谋略。此人又一贯好动，久静思动，就想着做些什么。然后是猜忌多疑，不听劝。这些性格因素，都让隋炀帝走上了征高丽的道路。
最后就是核心集团的作用了，据隋书记载，裴矩等五人“时人称为‘五贵’”。裴矩当时是隋炀帝边境问题和国外民族方面的主要顾问，出色的外交家。正式因为裴矩提醒炀帝，隋文帝征高丽未遂是因为统帅无能，鼓励炀帝用速战速决的方法攻打高丽，并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因此，裴矩在征辽时的策划与鼓动作用不容忽视。综上所述，隋炀帝伐高丽是基于理性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所作出的决定，不能轻易定位成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的侵略战争，不妨看作防御性、自卫性战争似乎更加合理一些。待到后来，局势失控，隋炀帝消极放纵，加之核心集团的奉迎，使征辽战争发展成为不顾国情的赌注性、灾难性战争，导致隋亡。
至于说李世民征高丽，原因就纯粹一些了。
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之所以决定征高丽，主要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
史书有记载，在经过“四次隋高大战”隋军大败撤退之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
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高丽长城，自夫余城至渤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十六年修成，“以资防御”。不过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李世民迟迟没有动手，而是在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事实上，李世民征高丽其实还是顺利的，整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小败，但总的而言还是胜场居多。最后无法成功，只能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方面不争气了。
天时方面，当时已经入冬，补给困难，战线太长，唐军士兵后续无力；地利方面，高丽人本土作战，地势熟悉，还有坚城可守，唐军方面没有这样的优势，自然是久攻不下，地利不顺，导致天和逆转。
最后是人和，高丽人下定决心死守，而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