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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战前在胶州半岛共修建了六座机场，这对于整个胶东半岛的保卫战相当有利，在德国“志愿航空队”和中方第2、第12航空师进驻青岛后，加上青岛原来的德军一个飞行团，中德方面在山东地区的战机总数已经达到了1200架，完全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这也让日军原来的登陆企图最终宣告失败。
在这个时空。中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国内局势相对平稳，虽然地方势力很强，最少表面上还保持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欧战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总体上还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不过由于最初的工业底子相对薄弱。在工业生产上相对于日本大约有一半的差距。由于政府干预较少，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的积累阶段，纺织、粮食加工、烟酒、发电、煤矿开采、建筑材料等关乎民生的行业发展较快，而钢铁、冶金、机械制造、重化工、造船等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的行业发展相对滞后。
在战后，中国从德奥得到了大约75亿马克的援助资金，但这些资金的三分之一被北洋政府用于维持政府的收支平衡，大约三分之一用于维持大约50万中央陆军的装备和日常开销，用于基础建设投入的资金大约只有20多亿马克。
即使这20亿马克，也主要投入到了铁路、公路、航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真正投入工矿业生产的只有3亿马克左右，正在带动中国重工业发展的只有少数德奥大财团和中国的几大财团合作开办的数十家工矿企业。
由于中国人本身对于外国资本的戒备心理，北洋政府所制定的中外合资工矿企业章程中所规定的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四十五，所以这些工矿企业最初的投资规模并不大。
奥匈伊斯莱亚公司是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外国公司，凭借着纳也纳帝国信贷银行在背后的支撑，伊斯莱亚财团在中国大约拥有二十一家合资公司的股份，也许是出于回避英国华南和长江下游势力范围或是对于中日战争的预见，伊斯莱亚财团在中国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华中和华北地区。
克虏伯财团和法本化工财团是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两大德国公司。法本工业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山西、直隶和江西的几大煤矿和煤化工企业，而克虏伯财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军工领域。他们与武昌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福州海军兵工厂等合作，并在江西新余和山西太原合资建立了两家钢铁厂。
奥匈帝国另一个在中国投资较多的企业是佩斯国民银行，这家匈牙利财团掌控着匈牙利大部分的铝矿生产和铝冶炼企业，他们与阎百川的山西财团合作在山西建立了中国最大的铝开采和冶炼企业，伊斯莱亚财团则与华北财团控制了中国河南的铝业生产。德国蒂森财团则控制了中国山东和钢铁和铝业生产。
借助外资，中国的钢铁产量在战前已经达到了年产200万吨左右。虽然只有日本的百分之四十，但由于在海军发展中投入较少，中国陆军的装备实际上要稍强于日军。不过，由于在开战之初准备不足，并且由于苏俄的进攻。加上日本凭借着强大的海军支援，才导致了华东部分国土的沦陷。
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国政府的效率战争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加强了对国内各级政府的建设和控制，整个国家体制逐渐向战时经济过渡，民众的动员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到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了大约二年半的时间，中国陆军规模已经从开战时的130多万人增加到了450万，随着在战前和战后紧急建设的包头、重庆和昆明三家大型兵工厂的陆续投产，加上原来的汉阳、林县、太原和南宁兵工厂的扩建完成，中国本身的军工生产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目前战争的消耗了。
中国比德奥有优势的地方在于，中国是个资源大国，虽然有些矿产的储量并不算丰富，但完全能够满足战争的消耗，唯一的缺点是石油生产，目前只有延长和玉门两座油田，每年的原油产量只有35万吨左右，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给了德国法本财团一个发财的良机，法本财团在煤化油技术上居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在德国就建有十几家大型的氢化厂，现在他们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技术转让，陆续建成了六家大型氢化厂，每年利用煤化技术，能够生产150万吨石油产品，这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缺少石油的局面。
在战争开始之前，北洋政府就开始有计划地扩大国内钢铁、机械和军工生产，扩大武昌、宣化、太原、新余四家钢铁厂的生产规模，同时兴建了包头、邯郸、莱芜、重庆、肃州和昆明五家钢铁厂，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些企业的建设进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新建的钢铁厂才刚刚完成一期建设，五家新建钢铁厂的产量加起来也只有50万吨。不过，随着武昌和包头钢铁厂二期工程的扩建完成，仅这两家钢铁厂的钢铁产量就达到了150万吨，中国国内的钢铁产量也增加到了380万吨，使得北洋政府已经有了一部分能力能够开始增加海军造船厂的建设了。
与其它的国家都不一样，中国反而在战争中开始逐渐变得强大起来。（。。）
67、积蓄（一）（）
1939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寒冷，海军部长陈绍宽大清早就离开了位于铁狮子胡同的海军部，前往新华门内的总统府去开会。大街上的行人很少，只有一些早起的清洁工人在打扫着马路上的积雪。
在日军逼近长城后，国务院和政府部门的大部分机关都已经迁往了西安，北洋政府已经做好了迎接长期抗战的准备，只有陆、海军部、总参谋部以及军事大本营依然坚持在北京办公。大总统段祺瑞坚持留在北京，所以总统府的大部分人员也不有撤离。
北京的大街上比战前清冷了很多，大多数富人全都跑去了西北，街道两旁的商铺大约有四分之一已经关门，北京的街头，过去闲逛的公子哥儿、富家小姐们不见了踪影，身穿军装的军人却多了起来。
在总统府一层的大堂接待厅里，一群肩膀上至少扛着一颗金色将星的陆海军将领们已经三五成群地坐在沙发上在聊着天，看来段祺瑞还没有过来，离会议开始还有一些时间。陈绍宽与客厅里熟识的将军们一一打过招呼，然后坐到了海军将领们所在的位置。
“陈总长，听说德国人有意打青岛的造船厂转让给海军部，有没有这回事？”海军军械局鱼雷水雷司司长杨宣德见到他坐下后，于是开口问道。
“有这意思，青岛造船厂是私人船厂，但政府现在一时拿不出钱来，正在与德国人进行协商，看看能不能用战争债券充抵。”陈绍宽说道，国内鱼雷和水雷制造主要是由原来的福州马尾造船厂和大沽海军造船所两家船厂来完成，由于福州造船厂的搬迁，渤海湾的防御布雷主要是靠大沽造船所来生产。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目前，大沽造船所正在德奥专家的指导下，对船厂进行新的改扩建。
战前海军部在渤海湾内总共有四家造船厂，天津大沽造船所、烟台海军修造船厂、威海修船所和秦皇岛造船厂，不过，由于历年来的投入不足。这四家造船厂规模都很小，只有建造一些排水里400吨以下的巡逻炮艇或是鱼雷艇一类的小型舰艇，根本无力建造大舰。
在开战后，威海和烟台的海军基地遭到日本航母舰队的突袭，损失惨重，两艘主力战列舰“镇海”号和“靖海”号被重创，被迫躲到青岛修理。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北京政府到1928年之后算是达到了维持国内收支平衡的状态，总算是有些能力开始加强军工生产。但每产在军工上投入的资金也仅有1000多万。这些资金基本上都被陆军部用到了扩大林县、德县和汉阳三大兵工厂的生产规模上了。海军部虽然据理力争，但每年的拨款也只能维持福州和上海江南两家船厂的改造。
直到1934年末，海军部这才开始得到大笔的拨款，用于福州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的搬迁，马尾造船厂被迁往了钦州，江南造船厂和江南制造局则整体迁往了汉阳，与汉阳兵工厂合并。海军部直到这时期才有了部分资金能对大沽造船所等北方四家海军造船厂进行扩建和改造，不过。这些船厂的改造和扩建工程还没有完成，战争就爆发了。
烟台和威海造船厂在并没有遭受到袭击。随着中国海军航空兵力量的加强，在遭受几次空中打击后，日本军舰也不敢轻易进入到渤海湾附近活动。中国海军在渤海湾内的四座修造船厂也完成了扩建工程，根据规划，威海和秦皇岛造船厂的规模较小，仅能够建造排水量3000吨以下的轻型舰船。大沽和烟台造船厂则能够建造排水量在10000吨以下的巡洋舰，另外这两座船厂还各从德奥引进了一条潜艇生产线。
如果能够得到青岛造船厂，中国海军在北方一下就拥有了建造40000吨级战舰的能力。
在战争爆发后，日本舰队在中国沿海任意活动，给陆军的防御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日军轻易就能够在中国东部沿海任意一点登陆，集中起优势兵力，终于使北洋政府真正意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因为日军的海上支援和在苏北的登陆，淞沪战役可能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中国陆军在装备和训练上并不弱于日军，这也是日军在攻占南京后无力继续西进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芜湖在南京陷落后紧接着也被日军占领，但在铜陵一线，国防军利用山地有利的防御地形，经过反复激烈的拉锯战，挡住了日军西进的脚步。
在淮河流域，虽然徐州陷落，但在商丘至阜阳一线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中国陆军的两个装甲师和一个奥匈“志愿装甲师”成为了防御时的中坚力量，在这进行的数场大战，使中日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