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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四十五分钟的地铁之旅，我又把整个过程理了一遍。眼看身边无数张脸——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年纪，这是多伦多的真实写照——我不禁想到，今天的经历对人类历史会产生多大冲击。我不知道我和拉尔布两人究竟谁会被载入百科全书。外星人是来找我的——至少是我这个位置上的人——但他第一句话（我已经抽空看过了监控录像带）却是对拉尔布说的。
很多人在联合车站下车，在布拉站下得就更多了。地铁到整条线的倒数第二站北约克中心时，车上每个想坐下的人都可以找到座位。但总有小部分乘客站了差不多整个旅程之后，对出现的空座视而不见，显得我们这些找到地方放臀部的人属于体弱一族。
我出了地铁站。这儿的墙上贴着白色瓷砖，对胃部的刺激比博物馆站那儿小多了。我就出生在这里。当时北约克还是个小镇，后来变成区，接着变成城市，最后随着哈里斯政府一声令下，它和其他卫星城镇一起被并入大多伦多地区。我走过四个街区——两个往西走，两个往北走——从北约克中心到了我们位于爱丽舍街的家。篱笆上的番红花已经探出了脑袋，白天明显得变长了。
【①电影《欲望号街车》中的女主人公。】
与往常一样，在西帕德莱斯利的一间公司做会计的苏珊已经到家了，还从课后儿童看护中心接回了里奇。她正在做晚饭。
苏珊娘家姓科瓦斯基，她父母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从波兰一个难民营移民到了加拿大。她有棕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小巧的鼻子，上门牙间有一条惹人爱的小缝。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我很高兴她一直保持着那种颜色。在六十年代，我们都爱听“妈妈爸爸”、“西蒙和加冯克尔”、“彼得、保罗和玛丽”①。现在我们一起听新乡村音乐，包括黛安娜·卡特、玛蒂娜·麦克布莱德和莎莉亚·特万②。我到家时收音机里正放着莎莉亚的最新歌曲。
我别无所求，我享受这样的生活：回到家，听着收音机里传来柔和的音乐，闻着烹调晚餐的味道，看着里奇在楼梯上蹦着从地下室上来，等着苏珊从厨房里出来给我一个吻——她现在正亲我呢。“你好，亲爱的。”她说，“今天过得怎么样？”
她还不知道。她还没有听说。我知道她的老板帕苏德不让员工上班时听收音机，而且苏珊在车里不听收音机，只听录在磁带上的书。我看了眼手表，五点五十，离霍勒斯离开还不到两小时。“挺好的。”我说，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窃笑。
“你笑什么？”她问。
我不再克制笑容。“你会知道的。”
里奇过来了。我弯腰拂了拂他的头发。他长着一头金发，跟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一样．真是个不错的巧合。我的头发在青春期时变成了棕色，后来等我到五十岁时又变成了灰色。但直到几个月前我倒是没怎么秃。
苏珊和我婚后一直推迟要孩子——后来证明我们等得太久了。我们在里奇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收养了他，替他取名里奇·布莱恩·杰瑞克。有时不知道内情的人会说他的眼睛像苏珊，鼻子像我。他是个典型的六岁男孩——瘦瘦的膝盖，纤弱的四肢，细细的头发。而且，感谢上帝，他是个聪明孩子。我不喜欢运动，苏珊也是，我们靠脑子吃饭。如果他不怎么聪明的话我不知还会不会对他产生感情。里奇很懂礼貌，与别人处得很好。但上星期有个大个子好像在他上学的路上打了他一顿。他不明白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①乐队名。】
【②歌手名。】
我也不明白这种倒霉的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晚饭很快就好。”苏珊说。
我去楼上的卫生间洗了一下。洗手池上方有面镜子，我强忍着没有看它。我没关卫生间的门，里奇跟在我后面进来了。我帮他洗了手，检查洗干净了没有。随后我和我儿子一起走去楼下饭厅。
我一直有长胖的趋势，但多年来饮食得当，体重控制得一直挺好。不过最近我读到本小册子，那上面写着：
如果你吃不下太多食物，那么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保证你所吃的富于营养，含有尽可能多的卡路里。你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增加你的卡路里摄入量：往食物里加黄油或人造黄油；在听装奶油汤里混入牛奶；喝奶昔；在蔬莱里加奶油和乳酪；吃些坚果、籽、花生酱和饼干之类零食。
我以前非常爱吃这些东西，但过去的几十年为控制体重我一直避免享用它们。现在我应该多吃点——但我发现它们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苏珊炸了些裹着面包粉的鸡腿，她还准备了豆角和奶油拌的上豆泥，另外单独给了我一小碗融化的奶油让我倒在土豆泥上。她还调了巧克力奶昔，那是我的必备品、里奇的小甜点。我知道让她一个人做饭是不公平的。本来我们轮着来的，但我现在干不了了，我实在是受不了那股味道。
我又看了看手表，马上到六点了。我们家有个规矩：虽然从饭厅可以轻易地看到起居室里的电视，但吃饭的时候电视总是关着的。不过今晚是个例外。我从餐桌旁站起来，走过去把电视调到城市新闻六台。我的妻子和孩子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里正播放家用摄像机拍的外星人飞船降落时的情景，随后还播出了电视制作人采访我和霍勒斯的片断。
“我的上帝。”苏珊不停叫着，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的上帝。”
“太酷了。”里奇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制作人在大厅里手拍的那些摇摇晃晃的镜头。
我笑着看了看儿子。他说得太对了。确实很酷，要多酷就有多酷。
第四章
地球上的各个大人物都很不高兴，但是外星人似乎对访问联合国、白宫、欧洲议会、克里姆林宫、印度议会，以色列议会或者是梵蒂冈——它们都迫不及待地向外星人发出了邀请——不感兴趣。到第二天一早，另外八个地外生命——或者是他们的全息投影化身——来到地球，都是弗林纳人。
其中一个参观西弗吉尼亚州的精神病院。他明显地被人类反常的精神现象所吸引，对精神分裂症尤为关注。（这个外星人最初出现在一家位于肯塔基州路易威尔的相同性质的机构，但他不满意那儿的态度，所以做了霍勒斯在博物馆威胁过要做的事——他离开了，去了一个能给他提供更多方便的地方。）
另外一个去了布隆迪，和山上的一群猩猩生活在一起。猩猩们似乎很快就接受了他。
第三个把自己当成了出庭律师，出现在一系列审讯中。
第四个在中国，和一个偏远农村种稻子的老农共同生活。
第五个在埃及，和一队考古人员在阿布辛贝尔挖掘。
第六个在巴基斯坦北部，研究花和树。
还有一个在不同的地方走动，从德国的死亡集中营到科索沃的废墟等等。
值得称幸的是最后一个出现在布鲁塞尔，接受全世界媒体的采访。他似乎精通英语、法语、日语、汉语（普通话和广东话）、印地语、德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希伯莱语，还有更多。以英语为例，他还能能根据不同的提问者模仿英格兰，苏格兰，布鲁克林，得克萨斯，牙买加，和其他地方口音。
尽管如此，想和我通话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苏珊和我的电话没有公布在电话簿上——多年以前我和创世主研究所的杜万·基斯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自那以后一些疯子经常给我和苏珊打骚扰电话——但是自从新闻播报后，电话还是响个不停。我们不得不把线拔掉。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令我既奇怪又高兴的是，我竟然设法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九点一刻，我从地铁口出来时，博物馆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博物馆还得等四十五分钟才会对公众开放，这些人显然不是什么游客。他们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牌子上写着“欢迎到地球来！”，“把我们带走！”和“外星人力量！”等等。
人群中有个人看到了我，他叫了起来，用手指着我。人群开始向我这边移动。幸运的是，地铁口离博物馆员工入口很近，在他们能搭上话以前我就己经溜进博物馆。
我匆匆走进办公室，把高尔夫球大小的多面体投影仪放在办公桌中央。大约五分钟之后，它哔哔叫了两声，随后霍勒斯——或是他的全息投影——出现在我面前。今天他的躯干上缠的织物不一样：今天这一块是肉色的，表面点缀着黑色的六边形，凭借一根银别针而不是宝石盘系住。
“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我说。我本来担心他永远不会回来了，尽管他昨天说得挺好。
“如”“果”“允”“许”“的”“话，”霍勒斯说，“我”“将”“每”“天”“在”“这”“时”“出”“现。”
“那太好了。”我说。
“你得明白，确定在三个有生命的星球上发生的五次物种灭绝的时间完全重合只是我的初步工作。”霍勒斯说。
我想了想，然后点点头。即使有人能接受霍勒斯关于上帝的理论，多个世界上同时发生的物种灭绝只不过说明了霍勒斯的上帝脾气不好，发了几次火而已，并不能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
弗林纳人继续道，“我想研究与物种灭绝相关的进化发展，研究其中的各个微小细节。表面看来每次物种灭绝都被设计成能指引剩余生物的进化方向，但我希望能确认这个假说。”
“那么我们应该从研究每次灭绝前后的化石变化入手。”我说。
“完全正确。”，霍勒斯说，他的眼柄急切地挥动着。
“跟我来。”我说。
“如果你要我跟着的话，你必须带上投影仪。”霍勒斯说。
我点了点头，拿起了那个小装置。这时我还不太适应全息成像。
“即使把它放在口袋里，它也能正常工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