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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尔伯塔荒地，手里握着一柄鹤嘴锄；我出版的一本书《加拿大恐龙》中的黑白作者像；我的父母，大约在四十年以前；苏珊的父亲，像平常一样愁眉不展；我们所有人——我，苏珊和里奇——摆出一个多年前在圣诞贺卡上的造型。
我的家庭。
我的生活。
我向后靠去。沙发的布饰已经磨损了。我们在刚结婚时就买了它。尽管如此．它应该还能再支持些日子……
我独自一人。
机会可能不会再次出现了。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
我整个一生都是个理智的人，一个长期的人文主义者，一个科学家。
他们说卡尔·萨根直到死前还坚信着无神论。他没有放弃，不承认下列说法具有丝毫可能性：曾经存在过一个上帝，通过某种途径关系着他的生死。
但是——
但是，我读过他的小说《接触》，书看完后还看了电影。电影在小说表达的信息中加入了水分。小说是明确的：它说宇宙是由一个科学力量设计出来的。小说是这样结尾的，“在宇宙之前便已经存在着一种智慧”。萨根可能不信仰圣经中的上帝，但至少他承认了创世主的可能性。
他真的这么认为吗？要知道乔治·卢卡斯并不怎么相信“骑士之力”，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卡尔完全相信他所写的东西。
斯蒂文·杰·古德也和癌症作过斗争。1982年7月他被确诊为腹部间皮瘤。他是幸运的；他赢了。古德和理查德·道金斯一样，相信纯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观——尽管他们两个无法就此观点的详细解释达成一致。但古德从未说过宗教帮助了他战胜病魔。尽管如此，在他康复后，他写了一本书《石器时代：生命中的科学与宗教》。书中观点表明科学和精神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两个“无交界的磁场”——典型的古德式的深奥语言。很明显，宗教是他在与癌症斗争时的重点。
现在轮到我了。
萨根至死都保持了他的立场。古德似乎在两者之间徘徊了一阵子，但最终回到了原来的自我，一个完美的理性主义者。
我呢？
萨根没有碰到外星人，而外星人的大统一场理论指向了创世主的存在。
古德没有碰到来自长蛇星座第二和孔雀星座第四的高级生命形式，而这些生命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我碰到了。
很多年以前，我读过一本叫作《在哈佛寻找上帝》的书。书的名字比它的内容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书中写了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阿里·高曼，在哈佛神学院上学一年的经历。如果我要搜寻寒武纪大爆炸的化石，我会去尤胡国家公园。如果我要搜寻恐龙蛋碎片，我会去蒙大拿或是蒙古。大多数东西需要你到某处寻找，但是上帝——上帝，如果他是普遍存在的——应该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找着的：在哈佛，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或是在肯尼亚的比萨店中。
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霍勒斯是对的，那么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伸出手并以某种正确的方式抓住一片空间，剥去这一片空间的外皮，你就可以发现上帝的机器。“不留意幕后的人是谁……”
我没有留意。我完全忽略了他。
但现在，就在现在，我独自一人。
或许……
上帝，我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我比萨根懦弱？比古德懦弱？
过去我见过他们。卡尔在多伦多大学教过课。斯蒂文每次出新书时，我们都会邀请他到博物馆，几个星期后他会再次来到博物馆为布尔吉斯页岩展讲话。我一直惊讶于卡尔高挑的身材。斯蒂文则是动画片《辛普森一家》中那个又小又圆的家伙的原型，跟那个卡通人物真是惟妙惟肖。
从外表上看，他们都没有我壮——没有我以前强壮。
但是现在，现在我可能比他们衰弱得多。
该死，我不想死。
有个笑话说老古生物学者死不了。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摆脱不了死亡。
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起居室内的地毯上没什么障碍物。里奇已经越来越懂得整理他的玩具了。
应该是随便在哪儿做都可以的吧。
我朝起居室的窗户外看去。爱丽舍是一条漂亮的老街，位于一个我小时候被称为威路代尔的地方。两旁竖立着成年的大树。一个过路人得费一番劲才能看到屋里。
尽管如此……
我走过去拉上褐色的窗帘。屋子里暗了下来。我打开墙上控制地灯的开关，朝录像机上的蓝色时间显示屏看了一眼：在苏珊和里奇到家之前我仍然有充分的时间。
我真想这么做吗？
我在多伦多大学中教的那门课中没有创世主这一说法。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折衷化的博物馆，但是，除了在天花板中宣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工作”，那儿并没有单独奉献给上帝的展室。
博物馆的创建者会说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展室，因为创世主是无处不在的。
无处不在。
甚至就在这儿。
我呼了一口气，呼出了对这个念头的最后一丝拒绝。
我在壁炉旁的地毯上跪了下去。我家庭的合家欢无言地看着我做这一切。
我跪了下去。
然后我开始祈祷。
“上帝。”我说。
这句话在砖头壁炉里回荡着。
我重复着。“上帝？”这次我在提问，我期待着回复。
当然没有人回答。我将要死于癌症，可上帝凭什么要关心我呢？在任何时刻全世界都有成百万的人在和这个敌人斗争，其中一些人比我更年轻。患上白血病的孩子当然应该首先获得他的垂青。
尽管如此，我又试了一次，第三次说出这个我平时咒骂时才会出口的词。“上帝？”
没有神迹显现，事实上它永远都不会出现。难道这就是信仰包含的一切？
“上帝，如果霍勒斯是对的，如果弗林纳人和吕特人是对的，你的确设计了宇宙，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一个基本常力接着一个基本常力，那么为什么你就不能避免它呢？癌症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
上帝的工作是神秘的。兰斯贝利夫人总这么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理由。
我感到我的胃缩成了一团。癌症不是为了其他什么而存在的，只是为了把人撕成碎片。如果真的是上帝创造了生命，那么他就是个蹩脚匠人，制造出有瑕疵的、会自我毁灭的产品。
“上帝，我希望——我希望你能做得更好些。”
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么多了。苏珊说过祈祷不是为了索取，我也不能要求他的宽恕，要求他免除我的死亡，要求他能让我看到我儿子从大学毕业，要求他能让我和妻子在这儿一起变老。
就在这时，前门开了。我显然迷失在了自己的思绪中，要不然我能听见苏珊用钥匙开锁的声音。
我感到自己的脸变得通红。“找到了！”我对自己大声说，假装捡起一个看不见的失物。我站了起来，冲着我漂亮的妻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但其实我什么也没找到。
第二十五章
1997年，斯蒂芬·平克到博物馆来推销他的新书《大脑怎样工作》。我听了一次他那令人着迷的报告。他指出，甚至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言中都使用相同的比喻：例如争论都被看成是战斗；他赢了；我输了；他击败了我；她攻击我的每个观点；他迫使我防守我的每个观点；我不得不撤退等等。
爱情则被看成是病人和疾病；他们有一种病态关系；他击倒了她；她使他感觉很糟；她使他的心都碎了等等。
主意就是食品。精神食粮；值得回味的东西；他的建议使我觉得像吞了一只苍蝇；我不能体味这个提议；幽默大餐；这个想法支撑着我的体能等等。
而道德则被看成是“高”的，可能和我们直立的身体有关。他是个正直的人；那种行为使我感觉低下；我不会陷得这么深；他选择了一条高尚的路；我要努力向上等等。
直到遇到霍勒斯之后我才体会到人类这种思维方式是多么独特。霍勒斯的英语非常好，也能时常说一些人类的比喻。但时不时地，从霍勒斯的话中我能瞥到弗林纳人真正的思维方式。
对于霍勒斯而言，爱情意味着天文学：两个人越来越了解对方，彼此的行为对方都能精确地预计到。“升起”的爱情表示这种感情即将产生，就像明天太阳会升起般确定。“新的星座”是指老朋友之间萌发的爱情——星座（爱情）就在那儿，但总是需要人们不断探索才能发现。
而道德则是以思想观念的综合为基础。“那个想法交替得很好”是指一个要由左右嘴轮流多遍才能说出的意见。一个不道德的想法则只由一边嘴说出，“他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处于左面”。对于霍勒斯来说，一个半吊子的想法不是笨点子，而是个不道德的想法。虽然弗林纳人也有“转念一想”的说法，但那指的是另外一个半脑终于加入思考过程，把这个人带回了道德之路。
霍勒斯那天在我家吃晚饭时说过，弗林纳人之所以会在两张嘴之间交替说话，原因是他们的大脑和我们的一样，是由左右两个半球构成的。另外，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的更加取决于左右半球之间的互动。英美国家的人形容疯子时经常会说“这个人失去了它（这个人失控了）”。“它”可能指的是他对现实的掌握。弗林纳人没有类似的说法，但他们同样有类似于“把它聚在一起（总的来说）”的说法，尽管在他们那儿，这个“它”指的是两个半球之间的联系。像霍勒斯这样的健康正常的弗林纳人在报自己的名字时总是重叠发出各个音节，左嘴发“霍”这个音结束前，右嘴就开始发“勒”音了，以此告诉周围的同伴，自己脑半球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霍勒斯还告诉我，高速摄影显示他们的眼柄不是完全对称运动的，而是其中的一个率先做出动作，然后另一个在极短的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