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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博罗（1650一1722），英国将军，1704年在德国西南多瑙河畔的布伦亨村击溃法国军队。
奥雷连诺上校丝毫没有表示自己的恼怒，但在他的随身卫队抢劫和烧毁了寡妇的房子之后，他的心才平静下来。“提防你的心吧，奥雷连诺，”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当时警告他。“你在活活地烂掉。”大约这个时候，奥雷连诺上校召开了第二次起义部队指挥官会议。到场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空想家、野心家、冒险家、社会渣滓、甚至一般罪犯。其中有一个保守党官员是由于逃避盗用公款的惩罚才参加革命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战斗，在这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不同的信念将会引起内部爆炸，但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一个阴沉沉的权势人物——泰菲罗。瓦加斯将军。这是一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粗野、无知，具有诡谲伎俩和预见才能，善于把他的部下变成极端的宗教狂。奥雷连诺上校打算在会议上把起义部队的指挥统一起来，反对政客们的鬼把戏。可是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破坏了他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优秀指挥官的联合，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值得注意的野兽，”奥雷连诺上校向自己的军官们说。“对咱们来说，这样的人比政府的陆军部长还危险。”于是，平常以胆怯著称的一个上尉小心地举起了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说。”应当把他杀死。”
刹那间，这个建议超过了他自己的想法，他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这个建议多么残忍，而是实现这个建议的方式。
“别指望我会发出这样的命令，”他回答。
他确实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然而两个星期之后，泰菲罗将军中了埋伏，被大砍刀剁成内酱，于是奥雷连诺上校担任了总指挥。就在那天夜里，他的权力得到起义部队所有的指挥官承认以后，他突然惊恐地醒来，大叫大嚷地要人给他一条毛毯。身体内部彻骨的寒冷，在灼热的太阳下也折磨着他，在许多肩里都使他睡不着觉，终于变成一种病症，他原来醉心于权力，现在一阵一阵地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了。为了治好寒热病，他下令枪毙劝他杀死泰菲罗·瓦加斯将军的年轻军官。但他还没发出命令，甚至还没想到这种命令，他的部下就那么干了，他们经常超过他自己敢于达到的界线。他虽有无限的权力，可是陷入孤独，开始迷失方向。现在，在他占领的城镇里，群众的欢呼也惹他生气，他觉得这些人也是这样欢迎他的敌人的。在每一个地方，他都遇见一些年轻人，他们用他那样的眼睛看他。用他那样的腔调跟他说话，对他采取他对他们的那种怀疑态度，而且把自己叫做他的儿子。他觉得奇怪——他仿佛变成了许多人，但是更加孤独了。他怀疑自己的军官都在骗他，他对马博罗公爵也冷淡了。“最好的朋友是已经死了的，”当时他喜欢这么说。由于经常多疑，由于连年战争的恶性循环，他已困乏不堪；他绕来绕去，实际上是原地踏步，但却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精疲力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怎么办？到何时为止？在粉笔划的圆圈外面，经常都站着什么人：有的缺钱；有的儿子患了百日咳；有的希望长眠，因为对肮脏的战争已经感到厌恶；但是有的却鼓起余力，采取“立正，，姿势，报告说：“一切正常，上校。”然而，在绵延不断的战争中，“正常”恰恰是最可怕的：表示毫无进展。奥雷连诺上校陷入孤独，不再产生什么预感，为了摆脱寒热病（这种病一直陪他到死）．他打算在马孔多找到最后的栖身之所，在住事的回忆中得到温暖。他的消极情绪是那么严重，有人报告他自由党代表团前来跟他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他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让自己睁开眼睛。
“带他们去找妓女吧，”他嘟哝着说。
代表团成员是六个穿着礼服，戴着高筒帽的律师，以罕见的斯多葛精神忍受了＋一月里灼热的太阳。乌苏娜让他们住在她家里。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呆在卧室内秘密商量，晚上则要求给他们一个卫队和一个手风琴合奏队，并且包下了整个卡塔林诺游艺场。“别打搅他们，”奥雷连诺上校命令说。“我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十二月初举行的期待已久的谈判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虽然许多人都以为这次谈判会变成没完没了的争论。
在闷热的客厅里，幽灵似的自动钢琴是用裹尸布一样的白罩单遮住的，奥雷连诺上校的副官们在钢琴旁边用粉笔划了个圈子；可是上校这一次没有走进圈子。他坐在他那些政治顾问之间的椅子上，用毛毯裹着身子，默不作声地倾听代表团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他：第一，不再重新审核土地所有权，以便恢复自由派地主对自由党的支持；第二，不再反对教会势力，以便取得信徒们的支持，第三，不再要求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以便维护家庭的圣洁和牢固关系。
“这就是说，”在建议念完之后，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咱们战斗只是为了权力罗。”
“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对自己的纲领作了这些修改，”其中一个代表回答。“目前最主要的是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他的到时候再说。”
奥雷连诺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连忙插活。
“这是跟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他说。“如果你们的修改是好的，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是好的。如果我们凭借你们的修改能够扩大你们所谓的群众基础，那就应当承认保守制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我们就得承认，将近二十年来我们是在反对民族利益。”
他打算继续说下去，可是奥雷连诺上校用字势阻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教授，”他说。“最主要的是，从现在起，我们战斗就只是为了权力啦。”他仍然面带微笑，拿起代表团给他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说，“我们就无异议了。”
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