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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