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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的支援。加之它们弹尽粮绝，并失去了联系，因为它们的后勤没来得及进入突破口，而团里的电台没有保障建立可靠的联系。
大本营为了帮助我们，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指示我们在必要时可在每个集团军中建立突击集团。我们立即建立起这些集团。遗憾的是，这些突击集团编成内的师严重缺少人员和武器装备，弹药不足，没有航空兵的支援。因此，尽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竭尽了全力，这些突击集团也未能扭转局势。我们后来在柳班方向的多次冲击都被敌人击退了。
为了更好地分析情况，我来到第2 突击集团军指挥所。从那里又和克雷科夫将军去突击集团。我们来到该集团的右翼，然后又来到古谢夫将军的骑兵军。我们遇到的指战员都抱怨没有航空兵支援，炮弹不足，说敌炮兵摧毁射击很猛烈。敌航空兵在部队的头顶上肆虐，使战士们抬不起头来。
我回来后，召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第2 突击集团军的首长也应邀到会，会上确认，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的工作不协调是没有完成任务的一个原因，结果对军队缺乏明确果断的指挥。有时对接收补充兵员不重视：连队在行军途中吃不上热饭，没有给他们准备烤火点。伤亡人员的统计没人管，集团军甚至不知道大致的损失情况。作战处长帕霍莫夫上校用不确实的情报迷惑了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在最后几次战斗前，第2 突击队集团军司令部在军队用于战斗准备的时间上计算粗心大意。有些部队接到战斗命令晚了一天。我根据亲身体验深知，首长和司令部的协调一致在军队指挥上有多么重要。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打胜仗。
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根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大本营撤了第2 突击集团军参谋长B ·A ·维兹日林少将和作战处长帕霍莫夫上校的职。他们的职务分别由П·C ·维诺戈拉多夫上校和旅长布连宁接替。在这个命令中同时也任命了П·Ф·阿尔菲里耶夫少将为第2 突击集团军副司令员。
这时，早些日子去莫斯科的伏罗希洛夫又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和他一来的还有国防委员会委员Г·M ·马林科夫和红军空军副司令员A ·A ·诺维科夫空军中将。同机到达的还有A ·A ·弗拉索夫中将，他被任命为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大本营派他来的。
弗拉索夫的名字是和伟大卫国战争史上一桩最卑鄙肮脏的事联系在一起的。谁没听说过弗拉索夫份子—这些祖国的叛徒，敌人的走卒呢？他们是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的可耻的指挥员的名字而得名的。我在后面还要谈到弗拉索夫，在这里只谈一点，就是他在当我的副手的一个半月内的表现。看来，弗拉索夫知道了他的任职。这个丧尽天良的冒险分子根本就不想改善前线的态势。我迷惑不解地观察着我的副手，他在会议上沉默寡言，毫无主动性。弗拉索夫执行我的指令心不在焉。我很生气和不满。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的印象是，弗拉索夫不甘心当方面军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他想得到“更显眼”的岗位。当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克雷科夫将军病重的时候，弗拉索夫被任命为第2 突击集团军司令员。
当我们在克拉斯纳亚戈尔卡地域打开的突破口被敌人封闭后，第2 突击集团军在两周内想再次在该方向上突破敌防御，但未成功。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的进攻有些进展，它在基里希以西突破了敌防御，并前进了十公里。经过3 月上半月一系列艰苦激烈的战斗，它又前进了十公里，但已无力进一步发展进攻了。
3 月上半月，各个方向上的进攻都停止了。第2 突击集团军楔入敌配置纵深六、七十公里，占领了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和列宁格动至诺夫哥罗德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大块森林沼泽地域，它的先遣邻队离柳班十五公里，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54集团军三十公里，后者是从另一个方向向柳班实施进攻的。敌重兵集团被压缩在一个口袋里，其咽喉部位宽三十公里。要合围和粉碎该集团，我们当时兵力不足，可能本事也不够。
1942春天来临了，它带来了新的忧虑。第2 突击集团军深入敌纵深后，陷入了困境。它处在敌人的威胁之下，首先敌人可能对突破口的咽喉部位的两翼实施突击，切断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由于泥泞破坏了供应，这就更增加了该集团军的困难。
当时想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请求大本营加强方面军，哪怕只给一个集团军也好，以便趁泥泞还不太厉害的时候，取得战役性的胜利；第二个方案是：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出已占领的地域，如情况有利，在其他方向寻机完成战役任务；第三个方案是：固守已占领的地区，待泥泞季节过后，再积蓄力量，恢复进攻。
我们倾向第一方案。该方案可利用已取得的成果，并能使冬季战局善始善终。大本营不反对我们的意见。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它对改善列宁格勒的处境有直接的影响，如果战役成功，就能解除列宁格勒的封锁。
方面军首长也不反对把第2 突击集团军撤过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的铁路和公路。我们认为，这个方案也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保障该集团军的安全，并能扼守住沃尔霍夫河西岸的登陆场。如今在那个登陆场附近树立着一座方尖纪念碑，以纪念伊万·格拉西缅科中士、列兵亚历山大·克拉西洛夫和列昂齐·切列姆诺夫的功绩。1942年1 月底，这三位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法西斯土木质发射点的射击孔，从而使他们的分队夺取了敌人的抵抗枢纽部，随后步兵第225 师强渡过河，在登陆场上站稳了脚跟。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为了歌颂这三个战士的功绩，在那些日子里写了下面这首诗：
格拉西缅科、克拉西洛夫、列昂齐·切列姆诺夫，
三个普通的侦察员，行军打仗若等闲……
他们的部队在前进，一路上攻无不克，
直奔烟囱林立的列宁格勒……
这些普通的俄国人屹立在古老的城墙边，
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第三个方案被无条件的摈弃了，因为把第2 突击集团军留在森林沼泽地，在交通线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其供应很可能中断，甚至陷入包围。
德军统帅部好像有意证实我们的担心，它把新的部队包括一个步兵师和党卫军一个警察师调到了突破地段，来对付在丘多沃至诺夫哥罗德公路和铁路地域保护第2突击集团军交通线的我军。守卫在那里的第59 和第52集团军的部队，在敌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的压制下，未能顶住敌人的冲击。3 月19日，敌人在米亚斯内博尔以西4 公里封闭了咽喉部位，从而切断了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
我得知敌人进攻的消息后，来到了部队，以便就地采取应付措施。大本营指示第59集团军以左翼兵团协同第52集团军采取行动，不让敌人切断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并歼灭敌反冲击的部队。战斗行动由我亲自指挥。
我先到第52集团军，再到第59集团军。遗憾的是，这两个集团军都没有掌握敌人进攻规模的详细情报。各师送来的情报时断时续，相互矛盾。指挥员们的所有报告都谈到敌人航空兵活动猖撅。我从第59集团军司令部来到步兵第372 师，它负责从东北面守卫着第2 突击集团军的交通线。我们在离该师司令部大约六百米的地方下了车，步行走过积雪的堑壕。师长Д·C ·索罗金上校没在师部，他到一个团里去了。我和参谋们交谈后，就去找索罗金。
这个团的指挥所设在森林中，团长科诺瓦洛夫少校报告说，他们刚刚击退敌人在当天的第四次冲击，敌人是想冲向南方，封闭咽喉部位。
科诺瓦洛夫继续报告说：“看来左邻情况不妙，我和他们从清早就失去了联系，好像他们正在后撤。”
我回答说：“你们同友邻没有联系，这可不好。要赶快恢复联系！趁敌人尚未迂回你们和从后方对你们突击以前，要赶快掩护左翼。”
我们向科诺瓦洛夫询问了团里的情况，提醒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然后，我们继续前进。索罗金上校和我并肩走着，一路上抱怨我们的防空兵器太弱，部队缺乏空中掩护，伤亡很大。
“敌人的俯冲轰炸机一天数次对我师的战斗队形实施猛烈的突击。”索罗金说，“我们不仅要挖人员的掩体，还要把技术兵器，运输器材和物资技术储备藏在地下。敌人的校射飞机简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而我们却不能把它赶走。瞧！就在那儿！它大概又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当然是行军纵队。”
从转弯处迎头走来一队士兵，大约有十五人。透过稀疏的光秃秃的赤杨树，他们的灰色军大衣从飞机上看得一清二楚。
“瞧吧，敌人的炮兵马上就要开火了。”索罗金说。
果然，几分钟后，当战士们和我们错开，走过转弯处后，炮弹开始呼啸而来。好厉害！敌人的校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转悠，而我们却毫无办法。这种情况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我们当时的处境难哪……
我们回到了第59集团军指挥所，和集团军司令员讨论了当前的形势，研究了具体措施。我们还视察了集团军的后方部队和机关，把能动员的一切都拿来去加强步兵第327 师。我们还从步兵第305 师抽调出两个支队去掩护第327 师左翼。然后我又赶到第52集团军，去长B ·Ф·雅科夫列夫。
“敌人从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的压力越来越大。”雅科夫列夫将军报告说，“科舍沃伊上校的步兵第65师抗击着敌人的主要突击。该师得到了集团军炮兵的支援。”
我立即返回第59集团军。这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化。敌人的压力在增强。该集团军没有机动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