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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是跟他一事。”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德国间谍，是他们的沙皇把他派到俄国来煽动老百姓的”。
“纯粹胡说！德国在打仗，他们侵占了我们好多个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结束战争。难道你喜欢战争吗？”
“谁喜欢战争！大伙儿都厌恶战争”。
“那你干什么跟着别人胡说八道？要先分清是非。”
但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开导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思想上敌对的人根本就不同你谈话。他们撕我们的传单，不给你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并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依靠工会。因为1917年上半年，在苏多格达只有职员联合会，而它却公开敌视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县委所在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逼迫我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在穆罗姆的切鲁斯季站已经建立了赤卫卫，参加赤卫队的不只是工人，还有第205 团的士兵。在库列巴克和纳瓦申也有了赤卫队。
苏多格达县委开会热烈地讨论了建立赤卫队的问题，决定加紧组织赤卫队。每个县委委员都受领了具体任务，有的负责宣传鼓动工人参加赤卫队，有的负责筹集武器。给我分派的差使是让我教赤卫队员射击，可我自己还不会打枪。有时天刚亮，人们还在梦乡时，我拿着一支纳甘式手枪到空地或小树林去练射击，一发发子弹往树上打去。我教他们射击，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收获，但我自己倒是得益匪浅，在国内战争年代都用上了。
赤卫队组成后，县委任命我为苏多格达赤卫队参谋长。在此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历任旅参谋长、师参谋长助理、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助理、军区司令部处长、军区参谋长助理、军区参谋长、独立集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助理和总参谋长等十个参谋工作职务。这漫长的历程显然是从1917年开始的。
在县委委中的，我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委员之一。说实在的，我第一次学识字是跟村里一个退伍的司务长菲利普·赛奥多罗维奇·扎哈罗夫学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用两普特面粉作学费，在他那里学了一冬。他教的都是教会斯拉夫字母，没学出什么名堂。后来到当地小学上学，我学习很勤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我把学校的藏书全部读了一遍。这些书都是老师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的。想起米乌斯卡夜校，我总是怀着特别感谢的心情。夜校主持人是尤利碰·巴甫洛夫娜·纳佐罗娃。她平常总是很严肃，也很严格，但却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自己心爱的事业上。她虽然很清贫，但课程安排得却很充实。我们在夜校学了三年，学完了相当旧俄实验中学的课程和师范学校的科学基础课程。现在这些学问都用得上了。
苏多格达赤卫队的基本群众是戈卢别夫工厂和赫拉波维茨基林区的工人。奥什马林同戈卢别夫工厂的工人很熟，而我在赫拉波维茨基林区工人中又有许多同志。工厂工人活动特别积极，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支部就在这些工人中间最早开展活动。1917年4 月，我们就发动他们摆工，迫使工厂主在三小时内接受了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其结果是工人额外领取了相当于年薪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一次性补助。
6 月在选举苏多格达市杜马代表时，工人们帮了我们大忙。尽管情况不很有利，但还是选了两名城里的工人当杜马代表，就在那时我们让人们看到林区工人到底跟谁走。他们支持反对剥削分子，赫拉波维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决定罢工，但职员们却按兵不动。后来我们鼓动了一批工人，同他们一起闯进了县执委会，要求它以“革命的名义”迫使职员服从劳动群众的意志。执委会派警察去林区下达了罢工没有结束前停止一切工作的指示。此时工人们成了赤卫队的骨干了。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苏多格达市民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在这之前已有端倪可见。要知道令人诅咒的非正义战争尚未停止，是谁要求停止战争呢？是布尔什维克。农民仍然没有分到土地，是谁主张分给农民土地呢？是布尔什维克。工厂主竭力想像从前那样压迫工人，是谁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权利而进行最勇敢的斗争呢，还是那些布尔什维克。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呢？那是一帮十足的坏蛋，当着人民群众说得天花乱坠，而走的却是老路一条。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说的多，做得少。至于孟什维克，那是一群信口开河的吹牛大王。
就这样，生活本身使人们头脑清醒了。昨天在街上见到还不愿同我寒暄的那些人，今天就跑来问我：“基里尔，以后会怎样呢？”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叛乱对这些人是最后的一次打击。当全省都知道总司令派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发，要攫取政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苏多格达的店主和工厂主为叛乱者祈祷，祷告上苍赐福，窃窃自喜地等待着君主政权复活的好消息。但大部分市民却说：“俄国怎么弄到了这个地步？共和政体濒于崩溃，要拯救它。”但谁能拯救共和政体呢？生活本身告诉人们，只有最坚决反对这帮保皇党和冒险家的人才能拯救共和政体。于是人们逐渐把希望寄托到布尔什维克身上。
当电报传来了克伦斯基撤了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职务，而科尔尼洛夫则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人们不要服从临时政府的消息时，苏多格达执委会内部出现了混乱。当政的人无所适从了，便把市内有威望的知名人士都请来参加紧急会议。这回听不到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们平时经常唱的“同左的和右的危险作斗争”之类的高调了。还是这些妥协分子，他们暂时收起了昨天的豪言壮语，只有依赖人民的力量来抵抗叛乱分子了。会议开始后，我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要求派赤卫队同警察一起维持市内的秩序。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为了表示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在市苏维埃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对县电话网实施监督，这时赤卫队员们已在街上、工厂、作坊、商店、酒库和机关附近值勤了。
科尔尼洛夫匪帮垮台后，布尔什维克在苏多格达站稳了脚跟。现在只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县委会和赤卫队司令部提出的提案，市苏维埃会议都注意倾听，通常都顺利通过。省委通知我们要制订切实贯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届代表大会决议的措施。在这方面，地方党代会应起重要作用。9 月初在古西召开了区代表会议，9 月中旬（旧历）在伊万诺沃… 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全省代表会议。这两个代表会议都坚决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通过停止罪恶的战争，立即媾和，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等决议。党代表会议考虑到选举立宪会议的思想牢牢地掌握着群众，而群众，特别是农民则盼着从“立宪”中得到一切好处，因此认为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有益的，并竭力采取有更多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为此弗拉基米尔省推选了十三名布尔什维克作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中有：我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ф·H ·萨莫伊洛夫、无产阶级所熟悉的宣传鼓动家H ·C ·阿贝尔曼（后来在莫斯科同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战时牺牲。现在莫斯科有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老党员希米克同志（即A ·C ·布勃诺夫）、还有舒亚和沃兹涅先斯克织布工人所喜爱的阿尔谢尼同志（即M ·B ·伏龙芝）等著名人物。
相信临时政府的人越来越少。10月中旬，在弗拉基米尔召开全省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明显地占了优势。受莫斯科省苏维埃委员会的委托，代表大会的报告是由布尔什维克и·H ·斯图科夫做的。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议案。临时政府被宣布为搞阴谋的、反人民的政府。省苏维埃宣布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政权。
列宁的党选择了群众已作好冲击旧世界的准备、各地的苏维埃已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机发动革命，正因为如此，起源于波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而不是在首都发生的孤立无援的起义。1917年在弗拉基米尔发生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现在苏多格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赤卫队司令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委员会已成了全县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了。只有社会革命委员会还勉强可以同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较量一下。在那些日子里，只要苏多格达布尔什维克县委员会和赤卫队司令部的代表将各种问题的提案交给市苏维埃中刚形成的多数派，执行委员会几乎是无条件地批准这些议案。而对政府委员孟什维克布拉坚科的指令则往往置之不理。后来，按照全省罢工委员会的指示，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支持他们。各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大家都在等待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终于从彼得格勒传来了消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已作为唯一合法的、全权代表的政权在全国确立。过了一天，苏多格达收到了从弗拉基米尔寄来的当地苏维埃的第1 号通报，上面刊登了代表大会的决议，又过了一天，新出版的《斗争与劳动》报将列宁颁布的和平与土地法令晓喻全省劳动群众。
苏多格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立即任命了地方苏维埃军事处主席和处置旧军人复员问题的负责人。对我这个二十岁的军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