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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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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供词得知,法西斯分子准备在这里使用坦克。为打退坦克冲击,一个炮兵营被派到这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作为一个优秀的炮兵专家,恰恰应该派到这个营去。
  别尔津是共和国的总军事顾问,对我来说,有了他的命令也就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能给西班牙部队下达具体任务,成为一个正式发挥作用的军事顾问还须先去总参谋部得到委任。在总参谋部所在地,我遇见了п·A ·伊万诺夫。他把我介绍给西班牙的一位军官,此人是一名参谋,他留下来为共和国效力,而没有投奔敌人。在总参谋部,像这样的军官为数不多。这位军官对叛变者怀着满腔仇恨,他说,对叛逃者没什么可指望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回来。我们再一次与共和军指挥部通了电话。那里通知我们,在巴伦西亚将组建新的总参谋部,要求我赶紧下部队去主持座谈会,说说进一步退却将会有崩溃之虞的问题。这位军官开始收拾参谋部文件。而我赶忙返回旅馆。
  别尔津反复考虑防御工事计划。这里的一切都正确无误吗?我们想起了一句俄罗斯俗话:“纸上地形平坦,心里忘却沟壑,而沟壑不能不过。”为避免失误,我们商定三人一起于清晨乘车走遍这个城市的郊区,就地看看将要构筑的掩体和胸墙应如何配置。
  他们推荐了三名女翻译供我们逃选。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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