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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步兵第14师政委所负责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独特方面，就是对战士们进行苏联农村形势的教育。党正在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农业集体化大规模展开了。农村工作处很忙。许多村庄成立了党支部。村民的群众性政权机构——村苏维埃拥有很大的权力。贫农团紧张地工作着。同富农展开了斗争。社会主义在农村广大战线上发起了进攻。同时，在整个莫斯科军区部队中，包括在第14师里不仅有很多工人和职员，而且有各省来的农民在进行工作。他们当了红军战士后，自然地同故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常常收到家信，自己看报也注视乡村形势，对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感兴趣。那时没有哪一次政治座谈会不涉及集体化、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联共（布）总路线的组成部分——党的农业路线、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等问题。
在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指挥一个师，我感到最有意思，但同时觉得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紧张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的面很广，其中有政治教育、训练、几千名指战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以及保持武器和技术装备处于良好状态，等等。师长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全师处于高度的状态。还要给指挥员和战斗员们讲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讲党给人民和军队提出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使之能自觉地忘我地履行军人在保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方面肩负的职责。师长应在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方面给部属作出榜样。而政委则应用慷慨激昂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激励指战员，鼓舞他们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履行所有这些职责和许多其他职责乃是师长从早到晚经常要操心的事。紧张地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是在起床和熄灯，在警报演习和亲切交谈中，在指挥员训练和战术演习中，在射击场和靶场上度过的。上述工作取得的结果是：年终时全师胜利通过了校阅，而在秋季大演习中表现了优异的行军训练水平，能够进行通过森林和沼泽地的深远迂回，能迅速展开，能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神速的强有力的突击，并能在必要时建立坚固的防御。对我来说，指挥一个师就如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进了一所重要的学校。我学习了如何指挥广大战士，训练自己怎样才能引导他们达到既定目标，而在战争中则是怎样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斗的胜利。
在我重新开始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编入红军指挥员小组到德国工作去了。根据苏联和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译注）的协议和1926年签订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派我们去了解德国司令部的工作情况。此外，还让我们观看了部队演习。我们还利用在德国逗留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社会政治生活。这个不需要费什么力，就是外语水平差也不碍事。因为每天的生活情况和生活方式直接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正在高涨。整齐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的队伍和“红色少年水兵突击手”青年大队，不顾政府的禁令，上街游行。报纸报道了全德连队前线士兵代表会议的消息。在定期出版的先进刊物上刊载了共产党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的号召书。
可是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在大喊“经济民主”，“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公开反对同共产党人合作。正式持和平主义立场的中央天主教党不是利用报刊同国内的军国复仇主义狂热作斗争，而是怀着蛊惑人心的目的抨击苏德合作。尤其是天主教报刊竟敢对苏联指挥员小组大肆攻击。所谓人民党的代表反驳了这类攻击，虽然他们也是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但仍然支持同苏联合作的思想。身着褐色衬衫的突击队放开嗓门唱着歧视异族的歌曲。他们同工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我们在街上目睹了好几次这样的冲突。国家警察形式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在帮助纳粹分子。德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法西斯的威胁逐渐增大。至于我们在出差期间要打交道的那些军官们虽然不隐瞒自己的保守观点，但他们极力强调“军队不介人政治”的说法。
通过研究德军司令部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这一工作固有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各项业务工作都很熟练，预见性值得称赞，工作准确，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好。另一方面，非常墨守成规，细则规定到了可以不慌不忙地给下级提供决心的程度，束缚现地工作的主动性。崇拜文件和书本，相信命令上有的和下达给部属的东西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现实的东西。这一切有时使人们发笑。可能在善于执行命令方面几乎达到机械程度的德军内部，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在红军中，类似这种过分的像机械一样的行动，显然是不适用的。不过，这次出差还是有收获的：通过各种工作方法的对比，优缺点更加明确了。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就当时来看，德军的摩托机械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回国后，我仍担任参谋长助理的职务，后来临时履行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职责。必须指出，同新的军区司令员科尔克共事不像从前同伏罗希洛夫、巴济列维奇和乌博列维奇共事时留给我那么好的印象。我从自己的这位直接首长那里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有助于我进一步提高军事素养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司令员和参谋长由于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彼此间缺少全面的个人接触：纯主观上毛病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他的毛病妨碍我正确领会他的意图，要么相反，我的毛病使他不能全面了解我的想法等等。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不管我怎样尽力准确地执行命令并尽量主动地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意见上的真正一致。
我希望能正确地理解我。我丝毫不愿使忠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祖国的有才干而又功勋卓著的指挥员的名誉受到任何影响。在旧军队中任过中校的科尔克虽然在192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国内战争中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斗争时就已战功卓著。他当时和后来担任过集团军参谋长和方面军司令部某处处长、集团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某几个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部地区、波兰、乌克兰、克里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作过战和工作过。1935年任命他这样一个有经验和有学识的人为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不是偶然的。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具体的相互关系，遗憾的是，这种关系是无法摆脱的。使我生气的是科尔克在命令中提出的不合逻辑的说法，有时这种说法是由于记性不好造成的。他为了帮助记忆，喜欢把要记的内容记在一个记事本里，而在另一个记事本里记的好像是第一本的日录索引，指出在什么地方记的什么。但仍然是混乱的。更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司令员竟然把未经核查过的情报报告上级。例如，有一次可以说是高水平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为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军区正准备例行的阅兵。上级决定要在红场上展示国产坦克。为这件事我做了很多工作（的确，当时这是一件大事！），并详细地向司令员作了报告。节前不久，科尔克和我被叫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想知道阅兵程序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坦克方面的问题，斯大林向司令员细问了很长时间。司令员虽然看了记事本，但始终讲的不是那么一回事。看来，斯大林事先就关心坦克问题，关于坦克受阅的具体准备情况心里也有了一点谱；他惊奇地看了看科尔克，又问了一句：“是这样吗？”
最后谈到了坦克的配置及其技术性能和驾驶员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司令员的汇报之后大声说，他讲的完全是别的资料，于是转过来问我。我很不好意思地揭露军区领导层中存在的意见分歧。但是我也不愿说假话。我汇报之后，斯大林满意地说，他掌握的资料与我的相同。当涉及驾驶员的问题时，斯大林很想知道，能否保证一辆坦克也不损坏、不降低速度、在红场不停车，万一发生这种情况驾驶员应采取什么对策。科尔克回答说，技术部门给红军驾驶员讲了课。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谈一谈讲课的详细内容！”斯大林再次对我说。
我只好说，担任驾驶员的都不是军人，而是技工。后来回答另一些问题时，我报告了受阅坦克的整个情况。斯大林很快就放我们走了。从此以后，我同司令员之间就发生了一次并非我主动挑起的不愉快的辩论性的谈话，后来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多起，原因是我被召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去汇报莫斯科军区的各种军事问题，而我和科尔克事先并不知道要谈什么，未能预先就要谈的所有问题统一我们的认识。我的意见常被采纳，虽然后来发现军区司令员又有另外的想法。这就产生了新的矛盾。假如我不是另有任用，这些事情会产生什么结果，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同志式地分手了。
我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期间所遇到的一些有名的指挥员中，我还想提一提军长и·п·别洛夫（后来是一级集团军级司令员）。他在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是在我不了解的中亚细亚战场度过的。因此，别洛夫在那些条件下的战斗故事对我来说无疑地是有意思的。他是塔什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这个事件曾是д·富尔曼诺夫中篇小说《暴动》所描写的一个片断，事件发生后，别洛夫退出了左翼社会革命党，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3年我以师参谋长的身份进行现地勘察时，第一次在北高加索同他会面，而他是为了制定粉碎库班白匪的作战文书来到那里的。一年前，他参加过对白匪的作战。别洛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苦难的童年给他的性格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童年是在诺夫哥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