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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这位杰出的军事首长就是这样结识的，这成了我们先是在莫斯科军区后来在白俄罗斯军区长期共事的开端。随着新司令员的上任，由于我的工作地位，我就成了他最亲密的助手。为了很好地理解自己的首长，我决定再读一遍在报刊上发表的他的文章和讲话。
结果发现，早在1921年他在西伯利亚任第5 集团军司令员时，在他创办的《东方红军》军政杂志上就刊载过他的著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号召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系统地学习战略战术原则，开阔自己的眼界，以便将来同比尤登尼奇、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毕苏斯基的部队更强大更有组织的敌人作战。他把阶级教育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在西伯利亚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只有在战争中群众真正觉悟，并且忠于自己的信仰，才能使军队在现代战斗中取胜。因此，必须提高阶级觉悟，直到明确战争的目的，使觉悟具体体现在每个军人的行动上。
他还关心用新武器装备步兵部队和训练军队领导人员的问题。他在《军事通报》杂志上就改造我军步兵的问题发表过文章，他在1924年赞成用轻便自动武器装备步兵时说过：“重机枪要比轻机枪或自动枪贵好几倍。进攻时几挺轻机枪显然要比几挺重机枪优越，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大量发展轻便自动武器方面。”
那时我还读过一些在报刊上发表的乌博列维奇的其他文章，这些文章使我确信他是一位部队战斗训练的杰出组织者。持这种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多年来，乌博列维奇的军事理论著作成了整个红军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的宝贵学习资料。
这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调到莫斯科军区的呢？他是怎样成长的呢？乌博列维奇虽然仅比我大半岁，却经历了充满各种事件的独特历程。他是立陶宛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团体，两年后因作政治宣传被沙皇法院判刑。又过了一年，他在康斯坦丁炮兵学校进修班毕业，当了西方面军炮兵连连长，1916年在维斯瓦河、涅曼河和比萨拉比亚作过战。
1917年3 月，士兵大学的自愿讲师乌博列维奇少尉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后来他担任连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任革命工农团团长，同德国占领军作过战。1918年2 月因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被德军送进战俘营。逃出后被派往北方面军，在这里表现出色，历任炮兵连连长、团长、旅长和师长。1918年秋他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从翌年秋起，乌博列维奇在南方面军工作，这时他已担任第14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该集团军为粉碎邓尼金分子而进行了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后来他历任第9 、第13、第5 集团军司令员，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司令助理，但波夫省武装部队司令员助理，明斯克省武装部队司令员，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
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乌博列维奇还荣获革命荣誉武器一件。1922年他被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此职务直到去世。1923年底他开始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助理，1924年夏天起，他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供职，并受领特别重要的任务，1924年11月被派到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司令部政委等职。从1925年2 月到1927年11月他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6年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最后，1927—1928年在德军总参谋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乌博列维奇积极贯彻党和政府的决议。他在研究指挥人员的培养、部队的训练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常在军事杂志上发表，并印成单行本和小册子出版。我们在1928年11月所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位军事首长。
乌博列维奇在莫斯科军区的活动实际上处在我国武装力量已经完成向新的组织编制过渡的时期。基干部队，特别是步兵的基干部队为数很少。莫斯科军区那时只有一个基干师（无产者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来扩编为骑兵师。其余一些兵团都是地方性的。这些兵团有登记机关，它们的指挥人员和按住址注册的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他们通过短期集训的方法服役）当中骨干不多。自然，在这样的组织编制下，部队的战斗训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进行训练时不仅有极明确的方向和具体措施，而且要考虑到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员脱离生产期间经济上的合理性。指挥人员的训练
同样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开始用新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以及修改现有的实施战役战斗的方式方法的理论观点的条件下，这种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作业和演习中必须研究的实际上是当时刚出版的两本战斗条令，即步兵战斗条令和炮兵战斗条令，还要了解最新技术成果，掌握新装备的武器的使用方法，研究以往战争的经验。
新的军区司令员正好负责落实上述措施。乌博列维奇到任不久，我们就着手进行莫斯科卫戍区部队的演习准备工作。演习前几天，司令员下达了拟制演习想定的指示。他对我说：“想定要简明、全面。同时，想定也不能用事先划定的框框来束缚参加演习人员的主动性。不过，您在这项工作中会得到您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后他给了我一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书。这是他的一部著作：《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和中级）的训练。野战行军，快速军事演习和野外实习》（1928年版）。
这一天我在司令部里的时间比平时长。书听引了我。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该书反映了部队训练的中心问题——训练和提高领导人员的方法。乌博列维奇在本书和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就如何实施各种作业的问题提出了很有水平的建议，讲了不少有教益和有创见的思想，其中不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认为提及这些事情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对我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后来写《指挥员的风格》这本书的内容。
乌博列维奇认为，只有全面的军事训练才能保障成功地指挥部队。因此，他建议在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时要挑选参加人员，以便让步兵有更多的机会扮演炮兵的角色，让司令部工作人员能指挥部队，而部队指挥员能做司令部工作。他写道，特别重要的是让政工人员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担任指挥员职务，因为战斗中情况要求这样做。每一个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千真万确。
乌博列维奇认为，首先要训练演习总导演（作业指导员），因为这是领导人员和部队参加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和其他作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在全面研究多种方案时，他个人准备得非常仔细。因此，在作业之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提醒过我。他认为，正确地领导战斗演习，这就是自己首先详细地研究和思考战斗全过程、整个行动方针和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按照这个复杂的思路引导学员注意掌握最关键的时机，弄清最重要的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要珍惜和尊重每个部属独特的创造性，只给他指出一个借以提高认识的解决问题的示范性方法，但不要束缚他的具体动作或整个行动。
在演习中如妨碍部属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思考和意志的发展，总导演就是犯了个大错误。他应坚决地在受过检验的经验和自己的知识的基础上，教会指挥员和司令部合理地进行工作，即教会他们迅速判断情况和定下决心的方法，根据该决心增加必要的人员去组织战斗的方法，教会他们能熟练精确地下达命令和号令。制定计划时，乌博列维奇认为总导演的决心起主要作用，其决心应以命令、号令或计算表的具体形式提出。总导演如果不下达上述形式的决心，他本人就会不完全了解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想要教会人家什么东西。这样的总导演，实际上是消极的演习参加者，会落后于演习的进程。不能用泛泛之谈来教导别人。应当提出自己的决心来进行示范。这里所说的军事训练的基本方法就是示范。
我有机会多次接受乌博列维奇的指示，他让我拟制实兵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野战行军作业的文书。他明确而具体地下达任务的能力每次都使我感到惊奇。我接受指示离开他之后，始终知道首长想要我做什么，而我应当做什么。他常常亲自参加拟定演习企图的工作，而我在多数演习中一般都是扮演导演部的参谋长，因而这次也叫我准备担任这个角色。例如，有一次师首长、军校校长和军区领导人员在戈罗霍韦茨营地集训之前，所有参加集训的人员均应在这里指挥炮兵营的射击，并完成重机枪的练习，乌博列维奇请我到他身边，向我提出了一些炮兵射击的理论问题。我知道，他是个炮兵专家，也知道集训的计划，所以我事先对集训做了准备。谈话之后，他拿起一张白纸，并向我介绍了炮兵营实施射击的方法。
“梅列茨科夫同志，您要第一个指挥炮兵营。您得给大家做个榜样。因此，您不能有负众望。下午结束前我还有一点空闲时间，来吧，我们俩一起练一练。”他说完后就让我走了。
乌博列维奇不喜欢司令部文书篇幅过大或冗长。他亲自审查主要材料草稿时，都要进行修改，使之非常简明。他要求自己的部属也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司令部工作。记得在一次演习时，要求用通信器材给集团军下达进攻命令。但命令文字冗长，而通信分队人员知道技术设备不过硬，因此，传达时间之长令人难以容忍。当时演习总导演乌博列维奇命令重新拟制命令。但这次命令仍然冗长，传达命令仍花了很长时间。因而不得不再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