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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队进行正确而又妥善的保障，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从而造成了那次进攻全面失利。这又一次使我确信：指导战争是一门艺术。
如果不是在1918—1920年的三次会战中经受了战斗的磨炼，我当时就不会成为头脑稍微清晰的军事首长。但是我仍然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我也就不会造就成一名能干的人。这种训练在后来的西班牙战争期间，芬兰战局和伟大卫国战争中都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又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在向前发展。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教训，有时是为了直接运用它，有时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很少是为了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行事的。
有学院由谁和如何具体地为我们讲课，以及指导我们的作业，这里面关系很大。下面我来谈谈直到今天还记得的那些教员的总的印象。教员有各种各样。有些入看来是有经验的指挥员，但课讲得并不理想。他们到学院来是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邀请，现在他们向学员传授的知识，还是他们在旧军队中服役时所掌握的那些。另一些人则是有能力的讲师，但不适合在这样的讲堂上讲课，在这样的讲堂里他们不习惯，经过精选的军官团成员，是与旧军官并排坐着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很低。当然也有一些教员，他们善于同学员建立联系，讲解问题也通俗易懂，同时又符合科学性，因此他们受到学员的普遍尊敬和爱戴。
一些教员强调不问政治，这引起了学员的强烈不满。声名狼藉的“军人不过问政治”的论调，在教员中仍然有许多人信守不渝。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当国内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如果战争本身不是别的，正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又怎能“不过问政治”呢？“超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对待军事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只能对劳动群众的敌人有利。我不会认为这类教员的思想改造能很快见效。他们的保守思想存在的时间够长了。例如，在教学的第一年，社会经济学的课程根本没有纳入计划。认为是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然而所有的人都去听了，而且怀有极大的兴趣，难道与人的整个活动和人本身存在的意义紧密相联的政治能与人分开吗？！对于我们，不要求在一年级考社会学这一门课，但我们深入钻研它的劲头比对任何一门军事学科都要大，社会经济学这门课程当时尚未调整就绪。在这里，根据党支部提议邀请来的授课人的政治倾向和知识水平，对课程有直接的影响。然而，事情逐步走上了轨道。在1919年我们听到了马克思主义课（由学院政委B ·H ·扎列日斯基讲授）和对外政策及革命战争战术课（由著名的革命活动家H ·и·波德沃伊斯基讲授）。
这些学科的作业经常被取消，有时是因为授课人工作忙，有时是因为突然要集体外出采集木柴。希望获得系统知识的学员就去普列奇斯坚工人进修班听课。1920年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也派人到我们这里作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是有关当前形势或重要的理论问题。
1921年在讲授社会经济学课程的教员中，有几位我还记得。政治经济学由A ·A·波格丹诺夫讲授，他是位医生、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过去曾是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后的反动内阁时期一译注），开始背离列宁的立场。由于在哲学问题上的混乱，列宁曾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积极从事医学活动。他曾但任过输血研究所所长。而在学院他讲述自己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简明讲义。他对问题的讲解非常含糊不清，讲课中充满了学员经常听不懂的复杂术语。
历史课是由H ·M ·卢金—安东诺夫讲授的。他主要讲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他描述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拉待·曼伯斯庇尔和丹东非常生动。卢金早在本世纪初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次他偶然了解到我于1913年曾散发过布尔什维克报纸《我们的道路》，该报的创办与卢金有直接关系。他长时间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并且对我是否愿意参加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很感兴趣。但被我拒绝了。我所向往的是在工农红军中服务。
我们还学习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军事心理学课程。第一门课程实际上阐明了国家理论和法制学说。第二门课程很有趣味，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大战时期的心理学问题。这两门课程是由M ·A ·列斯涅尔教授担任。他的课很有意思，但内容较深，能够听懂的人不多。
历史唯物主义是B ·и·戈列夫给我们讲授。从他的讲课中有时散发着孟什维克的气味，特别是当他阐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他在对我们的训练工作非常不满的时候，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各条战线的形势，国外的无产阶级运动，《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党的日常生活，占据我们时间的首先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对一切同党的路线不相符的东西反应异常强烈。
军事科学的课程从开始就安排得较好。1919年冬季和春季，一年级学的课程有“战术、司令部业务、军事学术史、炮兵、工程保障、地形测绘和军制学。此外，有些学员由于文比程度不高，还去听普通文化课。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范围每星期都有所增大，5 月外出参加了战术演习。演习的主要缺点是它脱离了当时的形势。我们强烈希望战术教员和军事学术教员讲课中所引用的战例，主要不是取自亚历山大·马其顿反对波斯或叶夫根尼·萨沃斯基王子反对土耳其人的远征史，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战争史（当时教员只讲这个时期以前的），而是取自日俄战争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和国内战争史。
对于国内战争，为我们组织了专题讲座，由过去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的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蒂斯和原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尔·瓦西里那维奇·科斯佳耶夫两人讲授。瓦采蒂斯是革命前旧军队的上校。科斯佳耶夫是革命前旧军队的少将。他们两人精通军事，战例讲得清晰生动，通俗易懂，尤其是不久前他们还亲自领导过苏维埃军队，开始是在东方面军，尔后在各个方面军任职。听他们讲课的不仅有学员，而且还有教员。后者一边听着报告人讲述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一边耸着肩膀说：“得啦吧！要知道这才是昨天发生的情况，有关事件的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齐，并且事件的参加者都还健在，他们是当事人。这能会是客观的吗？这是学院——可不是你们的小卖店。”
第一位同意与我们共同研究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是战略学教授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钦。第二位是军事学术史教授瓦西里·费奥高罗维奇·诺维茨基。他们两个在旧军队时就担任过较高的职务。而现在他们则热心地献身于培养红军指挥员的事业。应当说，在所有的教员中，正是斯维钦和诺维茨基在理论方面给我的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我从他们的讲课中得出结论，必须避免陈规旧套和死板公式，应尽力创造性地运用军事方面的遗产。
例如，斯维钦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应当掌握过去的军事思想，并尽量地知道得多一些，只有这样作了之后，你们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方面，1920年由一群学员组织的军事科学协会起到了一定作用。遣憾的是，由于我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来得及参加这一工作。因此，只限于听听其他人的报告而已。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有关国外军队的技术革新问题的报告。
在那个时候，许多教员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过去，他们之中有些人轻视国内战争的经验，因为这个战争不是按一般规律进行的。弱者战胜了强者。飞机和坦克有时在步枪面前无能为力。在集团军的后方人们起来反抗，而镇压这些反抗常常不是诉诸军事措施，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决议来解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军事一面已不复存在。不是的，它仍然存在，甚至还发展了，但此时已经带上了由于阶级斗争重要性的提高而引起的一种特殊色彩。于是课程内容的性质每年都有很大变化，也更多更经常地以昨天的事件为例来教育我们。
1921年1 月，当我的伤口剧烈疼痛的时候，我得到了几天休假的时间。请允许我在这里中断我对学院的记述。
我决定在苏多格达度过我的假期，以便和熟练冶金工人的女儿叶夫多基娅·波得罗夫娜·别洛瓦哑结婚，我们已经相好五年。缓慢爬行的列车，在上坡的路上气喘嘘嘘地停了下来，好像要把我短时间的休假全部吞掉拟的。旅客们手拿斧子和锯进入森林，给蒸气机车喂了本柴以后，它勉强地跑起来，然而又仅仅是跑到下一个高坡便又停下了。最后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苏多格达执行委员会，这个由于我曾工作过而非常熟悉的单位，于1 月31日晨把结婚证书发给了新郎和新娘。在这之后，一大群老朋友在我的老同志，当时任俄共（布）县委书记的马尔科夫家里集会，祝贺我们的婚礼。在当时那个困难时期，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常言所说，大家一起集资就餐，委托了一些人带面包，另一些人带鱼，再一些人带其他一些菜肴，如此等等，尔后隆重地庆祝了我们生活中新的里程碑。2 月1 日我们乘雪撬去利吉诺，到妻子父母的家里。他们殷勤的迎接了我，而持“反对立场”的人多少有点突如其来地暴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