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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哈尔科夫后，就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方面军参谋长H ·H ·佩京不惜占用宝贵时间亲自接见了我们。他详细地介绍了形势，使我们熟悉了各种情况，并且通知我们到骑兵第1 集团军去工作。这个集团军在当时已威名远扬。人人都听说过它如何从一支不大的布琼尼骑兵支队，逐渐发展成为团、旅、师、军直到集团军，并积累了丰富了作战经验，狠狠地打击了克拉斯诺夫、博加耶夫斯基、马蒙托夫、沙季洛夫、弗兰格尔、什库罗、西多林、乌拉加、波克罗夫斯基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哥萨克白匪首领们和邓尼金将军的部队。在这个骑兵集团军的旗帜下作战是非常光荣的。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即将积极参加一系列战役，因为无论如何骑兵集团军是绝不会放在预备队中的。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加入这个充满战斗荣誉的集体的时刻到来。但参谋长则先领我们去见方面军司令员。叶戈罗夫热情地对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们致了临别赠言，随后，斯大林希望接见我们。
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们坐着回答问题，而这位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面用双手转动着烟斗，不紧不漫地向我们提出问题，倾听我们的回答，然后又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和斯大林的谈话，无论在类似场合，或在其他场合虽然不下数百次，但是在当时我却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天，我能以总参谋部参谋长的身份，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方面军司令员的身份同这位伟大人物——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进行谈话！在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的一天，有一次斯大林问我：“梅列茨科夫同志，说实在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我提醒他是在从莫斯科去哈尔科夫的火车上，在1925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一边听我说一边长时间地微笑着。我当时又是多么惊奇，因为他们向我们这些参谋部军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的竟然是：你们熟悉马匹吗？实在说，那次谈话大概是这样开始的：
“你们会骑马吗？”
“我们都受过骑兵训练，军事委员同志。”
“那么，你们也知道用哪只脚先登马镫吗？”
“这就要看怎么方便了！古怪人是到处都有的。”
“备鞍以前，你们会不会用拳头把马肚子里的空气排出去，好让马的肚皮瘪下去，不致于使系紧马肚带的骑手受骗？”
“似乎还会一点儿。”
“请注意，同志们，现在谈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立即加强骑兵第1 集团军各级司令部。所以要把你们派到那里去。谁如果不晓得马的脾气，他在骑兵集团军中就将一事无成！”
方面军司令部当时已经转移到克列缅楚格。我们随同司令部到达该城以后，下一步还必须自己去寻找在乌曼附近的骑兵集团军。在方面军司令部有人告诉我们，骑兵集团军基地司令部设置在叶丽萨韦特格勒。到那里似乎就不难了解到野战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了。原来基地司令部参谋长H ·K ·肖洛科夫已离去，但是没有他我们也搞清楚了，从叶丽萨韦特格勒到乌曼没有直达铁路。而马匹上级答应只能由师里拨给。这就是说，沿着驿站马车道，经过新乌克兰卡、季什科夫卡、新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巴班卡是行不通的。而沿铁路则需绕一个大圈：一条是走北线，那就需要经过斯梅拉、什波拉、塔利诺那；一条是走南线，经过波莫什纳亚、盖沃龙。怎样才能尽快到达呢？我们是被派往布琼尼处担任司令部参谋的几个刚毕业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我们知道，人们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自己也不愿意迟到：再过两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总算到了乌曼，通过一眼望不到头的警戒哨（立即映入眼帘的是设置在高地上的司令部的警卫），我们来到集团军首长住所前。一位红军哥萨克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闲逛。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从总参军事学院来的。
“是俘虏吗？”他得意地微笑起来。
“当心点，最好你自己现在不要被我们抓来当俘虏！”
小伙子瞪大眼睛跑去报告。我们想，这回要见到的准是野战司令部参谋长C ·A·佐洛托夫，但是向我们走来的却是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委员，也就是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委员伏罗希洛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委员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宁认识还要稍晚一点）。伏罗希洛夫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们一番，然后说：
“关于你们的情况，给我们的报告可能不对。”
“不，”我们反驳说，“我们真的是总参谋部的军官，这是我们的书面命令。”
谈话开始了。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内战时期的两位光荣的英雄认识了。以后安排我们吃了饭，并催促我们到自己的师里去。我被派到д·д·科罗特恰耶夫的第4 骑兵师任师参谋长N ·B ·科索戈夫的侦察肋理。另一个是作战助理。
给我派来当文书的是一名大学毕学生；据说，他有真才实学，还不是党员，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工作人员，文思敏捷，所以我很满意，他能使我摆脱繁琐的文书档案，全神贯注地投入侦察的组织工作。在我的职责中还包括给师参谋长草拟上报给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告，为此必须事先收集侦察材料。总的来说，骑兵集团军的侦察工作颇有成效，只是对新的敌情了解较少。方面军司令部用含糊不清的词句通报说，在我们的正面是波兰第2 集团军的数个步兵部队，卡尔尼茨基的骑兵师和前沙皇军官库罗夫斯基（当时是首领）的几个支队。而集团军侦察处长N ·C ·斯特罗伊洛也没有掌握关于敌人的足够情报。
首先，我不明白，我们同白色波兰人打仗，为什么到处碰到的都是库罗夫斯基匪帮。后来我才弄清楚，白色波兰人沿整个前线都安置土匪作为屏障。而土匪对自己主子的实力却一无所知，打仗也马马虎虎。他们主要是由各类地痞流氓汇集而成，一年前自称为“绿色”的那伙人，现在已彻底滑进了反革命营垒。
5 月底，第4 师突破了由土匪构成的屏障，而与优素福·皮尔苏斯基的士兵接上了火。这时，前进速度立刻慢下来了。
“听着，侦察队，”参谋长说，“你们的眼睛在哪里？我们是骑兵，我们的任务是冲过敌人的侧翼，袭击敌人的后方，在幅员辽阔的战场上实施机动，用火力和刀枪冲击敌人。而不是把全师拉向铁丝网障碍物。去吧，寻找可以绕行的地方！”
我自己也看出，骑兵集团军作战常常不按骑兵的方式。经常是急于突破铁丝网和战壕。这样是不能突破防线的！但是到哪里去找这条讨厌的可以迂回过去的路线呢？为数不多的俘虏都异口同声他说，到处都是一样。我不论将侦察队派到什么地方，都遇到了密集的炮火、机枪和步枪的射击，以及纵深梯次的防御。或许旅长们能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我开始询问旅长们。第3 旅旅长A ·A ·切博塔廖夫愿意回答问题，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迂回的路线。他说，去年冬季在已泰斯克附近，各旅突然在沼泽地遇到了邓尼金的坚固防御，也未能取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战术，寻求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第1 旅旅长Ф·M ·利通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却埋怨说：
“我们谁是侦察员？是你还是我？把敌人的配置情况告诉我，这是你份内的事。而我的工作是打仗。”
第2 旅旅长是N ·B ·丘列涅夫，我经常找不到他。战斗结束后，我钻到人群中去找他，而他已去查看战利品了。我尾追他来到战利品收集队，他又到师长那里去了，当我赶到师长那里时，丘列涅夫已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报告完毕，又匆忙到各团去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从师长那里获取一些情报。
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友邻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就连铁木辛哥的第6 师，莫罗佐夫的第11师、帕尔霍缅科的第14师都不能克服敌人的防御，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现在我才明白了，这里的斗争条件与东乌克兰、顿河和高加索草原完全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正如1919年的南方战线不同于1918年的东方战线一样，现在的西南战线也不同于南方战线。在敌防御做纵深梯次配置的条件下，骑兵如何作战呢：那就要找到它的薄弱地段，然后放弃线式正面进攻，将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在该薄弱地段突破敌防御，深入敌纵深，袭击敌人的后方。
应当给波兰士兵以应有的评价。士兵们仗打得很漂亮。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巧妙地促成了这一点，它喋喋不休地怂恿敌军说什么，“祖国的命运”在他们手中，宣传说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波兰实行了第一次瓜分，1793年实行了第二次，1795年又实行了第三次。拿破仑重建的华沙公国于1815年又部分地划归了俄罗斯。1918年独立的波兰复兴了。而现在俄国人又想要征服它，这样的宣传起了作用。枪骑兵和波兰兵，甚至所有被包围的人都战斗到最后，而且在开始时也很少有人投降。
只有长时期地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向波兰士兵解释已发生事件的意义、揭露皮尔苏德分子的肮脏政治勾当，并与波兰的无产阶级建立直接的接触，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就需要时间。而当前还必须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的白卫匪帮所期望的武装干涉者给予沉重打击，使之清醒过来。对此，骑兵集团军正在着手作好准备。
我第4 师在奥泽尔纳亚附近发起了突击。第6 师随后跟进。侧翼由第14师和第11师保障。我们当面之敌是刚刚解体的原波兰第2 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他们正位于守卫基辅的波兰第3 集团军和守卫文尼察的波兰第6 集团军的结合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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