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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兵事，自是不晓得‘九鼎’的厉害。我军步卒之凶悍，唯汉军能比，只这阵势，配合车骑，须三五倍正兵，方能一较高下。倘使有了‘九鼎’，一下轰去，便破了个口子，且不说阵势的活计，只说这气势，活人如何直面神威？”
“这……”
“你当李药师不想上手么？就是怕受了猜忌，这才只是看看，却从未见他言语。侯君集受了李药师的调教，也是精悍厉害的人物，他如今只想着捞钱，你当是为何？不过是怕开罪了张操之那班恶狗罢了。”
说到机密处，张亮小声道，“你当侯氏在天竺、波斯搞的金矿，是随随便便就成功的么？若无程处弼、李淳风襄助，又有两京财富支持……其中还有杜二那浪荡子的助攻，这才成了事。旁人见了，只以为就是个简单的活计，可你想想，当世之辈，有几人能给侯氏一个方便，再去调合这几家的勾当？”
听上去好像就是拉了一个边军将领，一个遍地妖道还有长安洛阳的几家十几家富户，然后给前吏部尚书一个面子……
很简单不是？但想要把这些人都拉在一个盘子里吃菜，那真心是需要天大的本领。
只说边军将领，贞观朝年轻一辈中，鲜有能跟程处弼一样，成为李皇帝眼中的“冠军侯”。
程处弼自然是比不上霍去病的，冠军侯去干匈奴人，自带卫星导航，一打一个准一抓一个准，匈奴人日狗的心思，大概是历朝历代北地蛮夷中最强烈的。程处弼想要开干，前期各种情报密密麻麻，商业间谍转职军事间谍跟吃饭一样。
期间还有各种外交活动，威逼利诱分化恐吓，再有前突厥贵族各种说项，华润号各种物资支持，以及最大的一个外挂，本朝最先进的生产力……江南土狗一只。
这么多东西加一块，程处弼获得的功劳，跟霍去病比起来，大概还隔了一个窦宪。
“这九鼎……我只瞧着惊天动地，未曾想还有这般的厉害？”
张顗哆嗦了一下，顿时觉得自家老爹这要是去负责“九鼎”军事应用化，也未必不是个美差啊。
怎么听老爹的意思，仿佛是要死一样？
“便是这般厉害，这才显得重要。你当房玄龄那怕老婆的老匹夫，作甚要进献？”
说起怕老婆，张亮自己老脸一红，竟是有些尴尬。而尴尬之后，内心有暗暗地感激了一下张德，要不是张德，他现在依旧深处水深火热之中，而老板李世民，大概是婚姻调解工作者转世投胎，从来没有给过他半点希望。
“若如此，大人若是接了‘九鼎’合阵的差事，岂非美差？”
“‘九鼎’会死人的。”
张亮感慨一声，“老夫信得过武汉，信不过将作监啊。倘使炸膛，老夫当真就是去了。”
要说炸膛活下来的也不是没有，但那模样，在张亮看来，还不如早早给李世民殉葬的好。
也难怪张亮心若死灰，实在是将作监这么多年下来，飞凫箭的成本依旧高居不下，明明已经用上了非常先进的工具，流程也跟武汉差不多……偏偏关内道的采购，还是从大河工坊。
杨师道到现在依旧在吃飞凫箭的提成，可想而知将作监是何等的废柴，何等的不靠谱。
当初徐孝德这个张德的老丈人还在军器监做事，张亮兴许还会信任，毕竟，张德关照“自己人”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徐孝德也的确被扶了好几回，没张德这个便宜“女婿”，他早玩蛋了。
“那只能指望此去京城，安安稳稳最好不过。”
思来想去，张顗只好这般说话。
“也只能这般想了。”
张亮一声长叹，如是说道。
而此时在洛阳，从史大忠身上赚了一笔的长孙皇后很是心情愉悦，召来李婉顺，便问道“市井之间可有甚么流言蜚语？”
“市井之中，大多只是觉得新奇，倒也不觉得如何。”
“听你之意，似乎别处有甚计较？”
“国子监颇有议论。”
李婉顺低头回话，“起用女官一事，内廷外朝并无太多反对之声，毕竟，武汉早有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
“嗯。”
长孙皇后微微点头，神色微动，不置可否。
。
第七十九章 比烂（）
从行政人员的总支出上来统计，实际武汉要比洛阳支出还要大。以“不良人”为例，京中“不良人”除了自身俸禄之外，养亲随、伴当、马夫、车夫，都是要自己掏钱的。
但是在武汉，“不良人”就彻头彻尾成了相当规范的“便衣警察”，吃什么饭当什么心。同样都是“警察”，“不良人”是不能捞过界到“交通局”的。衙门和衙门之间由上方统筹，办公一应开销，在武汉是有大量的“票证”存在，于是就有了“报销”的概念。
一般的“不良总帅”，还真不愿意养什么亲随、伴当，因为这钱能不能搂到手，是不敢打包票的。
江汉观察使府时不时搞一波“整风”，烈度不大，但效果还是有的，尤其是武汉之外还有个朝廷在，内部竞争没有到酷烈的程度，但也巴不得竞争对手赶紧滚蛋。
府内公共开支规模极大，每年除了个别工程需要用到“徭役”，大部分时候，还是用米面粮油等实物或者现金来雇佣人工。
纯粹的发动民夫不是没有，包干区、生产队等等组织单位，依旧是和资源、利益息息相关。
比如修堤，整饬过后的某一段干渠，可能就会转交给某个包干区的生产队。沿江新田都算得上良田，组一个农庄出来，约定五年或者十年为单位，再加上府内统筹收购，那就不会亏。
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会诞生新的小农阶层，只是他们因为脱离了庞大的宗族，自然抗风险能力就差了许多。往往新生的小农只有两三年，就会把手中的土地出脱给江汉观察使府。
说到底，武汉比较特殊，小农的粮食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而武汉又有大量的市民阶层，出卖服务远比出卖粮食要来钱多来钱快。
倒不是说小农没有远见，而是武汉没有给小农太多慢悠悠发展的空间。
仅仅是单身汉自吃自用肯定是没关系的，但只要单身汉想要结束单身生涯，想要讨个老婆，这就出现了价值冲突。
在武汉，娶妻终究是要掏钱的，在大量工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子女无法接受教育，或者无法接受比较先进的教育，婚姻的价值取向就会出现偏差。
这还仅仅是一个不算基本的变量，至于江夏或者汉阳有一套还算不错的宅院，那大概就是乡下大地主的一点点念想。
更让武汉本地小农感觉痛苦的是，武汉对周围州县的农民，更加友好，往往一次团购，可能就是百十万斤粮食。而这样的团购，可能只是府内引导，商人为了拍马屁，随手之举罢了。
对江夏和汉阳来说，长江在侧，近一点远一点的粮食，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多重作用下的武汉现状，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行政成本，但同样的，相较洛阳极其低下的效率，武汉行政成本的增加，其实是理所当然、十分必要的。
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武汉要面临的挑战，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
两百万人口，需要增加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除了武汉体制所必然配备的教育设置之外，诸如道路、消防、治安等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招聘、培训、上岗，就是相当消耗精力的事情。
以消防为例，尽管属于临江城市，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一旦爆发火灾，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
针对这种情况，不论江夏还是汉阳，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在划分居住区、工业区的时候，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每个街区的节点上，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城市的排水系统，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
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其实内在区别极大，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绝非是传统的“贱籍力夫”。
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就这样诞生了。
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警察”，概念上的“片儿警”，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
“片儿警”的来源多样，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也可能是地方“乡贤”的亲眷子侄，总之，他们需要在官方有“印象”，在民间有“威望”。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武汉的“粮官”，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借他“人头”一用，来安抚军心。
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
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也算是基本操作。
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
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武汉是以“异类”的形式示众，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
因为只有武汉存在着，他们自己的存在，才有价值，才有意义。
洛阳外朝的官僚们，如今多有“言必称武汉”，多以武汉上下办事的效率如何如何来说话，但却忘了，武汉上下的效率之所以“高”，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洛阳的存在，才逼得武汉不得不“高”。
吃卡拿要、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武汉官场并不比洛阳官场好到哪里去，只是相较洛阳那种烂到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