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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说他学习得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像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并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份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 年11 月12 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副主席10。24 指示具体地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