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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都知道此文的作者是湖南省长沙一中的一位学生杨曦光。广州王希哲的著名大字报《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及刘国凯的文章《文化革命简析》，全都自称受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有英文版本。比较而言，刘国凯的文章是三篇中水平最高但知名度最低的，《中国向何处去？》是三篇文章中水平最低，但却是最早形成全国甚至世界性影响的。
我写此文的背景情况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卷入了长沙一中反对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父母被当时的湖南省委批判和迫害，并由省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也受到工作组迫害并因父母的罪名受到红卫兵歧视。我自然而然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由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的造反派，与支持当局的保守的红卫兵对抗。一九六六年底，我积极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同情和支持湖南第一个跨部门的准政党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军方在保守派支持下把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时，我被军方关押了一个多月。出狱后，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中学“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的强烈不满，来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
我家里有个保姆，文革前看去似乎对我父母非常尊敬，文革后她参加了保姆造反派组织，宣称高干剥削了他们。我夜里与保姆深谈过几次，发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早已是怀恨在心。我发觉这种社会矛盾并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找答案，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弄清促成文革中城市市民与共产党干部发生激烈冲突的真正原因。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会式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当时类似的思潮在武汉、上海、山东、北京的学生中都出现了。当局一直认为支持市民造反的政策会赢得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力。想不到长沙的一位中学生和其它学生竟想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自己找寻理论。中共的上层首脑特别是康生、毛泽东对这股造反派中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非常害怕，为此特别召开一次会议，取缔当时湖南激进造反派的联合组织“省无联”，并点明批判了杨曦光、张玉纲、周国辉等学生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全国很多官方和当时群众组织的报纸都将《中国向何处去？》作为反面教材全文刊登以供批判。这就是为什么一张最初只印了八十份，只散发了不到二十份的油印传单造成全国性影响的原因。
《中国向何处去？》一九六八年通过香港传到海外，美国的“新左派”十分喜欢其中的观点，于是各种英文版本的《中国向何处去？》和其它“省无联”的文件在美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逃亡的“思考者”
一九六八年初我在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调查中国农村的社会情况，与很多农民交谈，得到很多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印象。这次旅行的动机写在我的一篇油印文章《关于组织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进的中学造反派中秘密流传，影响了很多学生。在这篇文章中，我主张重新组织政党萌芽式的马列主义小组，独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用新的理论来解释文化革命中暴发的社会冲突。我认为官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已不能解释文革中市民阶层与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冲突。
下乡之前我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主张坐下来学习，调查社会，重新思考种种社会政治问题。所以，我当时被中学的造反派称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个勤于思考，不长于行动的人。我的观点影响了不少长沙的学生，使他们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官方意识形态，试图自己独立地研究马列主义，调查中国社会，得出自己的看法。那次下乡调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已不慎外传到与激进的造反派对立的“正统的造反派”手中去了，长沙已有风声，当局要批判和迫害此文的作者。于是我一方面下乡躲避迫害，一边进行社会调查。
那次调查给了我很多新鲜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发现，中国农民对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抱着相当普遍的敌视态度。湘乡的一位老贫农向我诉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农民遭受的他们记忆中最痛苦的磨难。他津津乐道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生活。他特别喜欢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货币地税，“一亩地一年交一元光洋的税，然后什么也不用交了”。他告诉我在共产党的交公粮制度下（实物地税），统购统销加公粮实际上拿走了农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收获。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由于干部放卫星（虚报产量），名义上公粮比例上升到收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所有收获交了公粮还不够。“这都是‘毛家大爹’作孽呀！”他无可奈何地表达他的愤恨，他说的“毛家大爹”是指当时的“红太阳”毛泽东。这次旅行使我发觉看似垄断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原来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中几乎没有市场。农民们不喜欢共产党，他们把共产党当成一种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我想起一位同学对我提倡独立思考搞社会调查的评论，“杨曦光，我们这样独立思考和进行社会调查的最后结论可能是证明刘少奇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右派的观点是对的。”我的回答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头脑里首先要没有任何权威才能发现真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使我真的不再是个“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学生，我的反体制倾向越来越强。
我带着对这个社会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一进入市区，我就听到高音喇叭在用一种严肃的声调广播“中央首长一·二四指示”。我开始还以为是某个单位的特别新闻，但走了一段路，听到所有单位的高音喇叭都在广播同样的内容，并且时不时地有口号“彻底砸烂反革命组织‘省无联’”。“省无联”是当时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没有代表职位的激进的造反派的联合组织，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发觉事情不妙，不敢再往城里走。我找到一间大学，借用一间办公室的电话，与我的朋友联系。天黑后，他来到我们约定的地点，他给我带来了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一付平光眼镜，帮助我化装。他告诉我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有黑手。从这天以后我就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我白天在家里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大口罩、大帽子、穿着一件大衣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由于长沙市民对“省无联”的同情，我在长沙近一个月，一直很安全。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因为一九六七年初（一年前）“湘江风雷”也曾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而半年后，毛泽东却支持这个造反派的准政党组织平反翻案。于是我决定离开湖南几个月。我认为离开湖南，外省人对“省无联”不够了解，我也许更安全。但与我估计的正好相反，由于外省人不了解“省无联”，他们只相信中央政府镇压“省无联”的命令，再没有人极力窝藏我。于是我很快在武汉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把我押回湖南。在左家塘看守所
我被戴着手铐运上火车，一到长沙，一辆吉普车正等在车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士兵像押送要犯一样坐在我的两旁。上汽车后我被用毛巾蒙上了眼睛，使我无法判断自己被押往哪里。我被解开蒙眼睛的毛巾时已是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屋内。押送我的人向另一位陌生人交代“这就是杨曦光”。我面前是一个表情严肃但气质厚道的五十岁左右的狱吏。他穿着已褪色的绿色上衣，蓝色裤子的制服。他叫押送我的人给我松了手铐，让我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他自己坐在一张小桌子后，开始向我提问题。他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单位，最后问我“你犯了什么事？”我相当生硬地回答：“我没犯什么事”。但他却在一个表格的“案由”一栏写上“‘省无联’坏头头”。
接着他要求我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交出来，我把衣裤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他问“你有手表吗？”我又把手表取下来。他把我的现金、手表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写上我的名字和一个番号，然后告诉我我的代号（这个代号以后从来没用过，所以我根本不记得它）。他的语气听来一点也不刺耳，“这些金钱和贵重物品不允许带进‘号子’，由‘干部’代为保管，你出去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