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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着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学了，尽管他们有时候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华国锋联合较保守的军人逮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推荐政治上与单位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着清新刚洗过的气味。躺在棕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上，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万千。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像做梦一样，犯人——这种像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着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学生、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立，向老师齐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释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称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很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一。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礼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湘，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的干部，她母亲是本地的妇女。她长得像个洋娃娃，留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她的办公室就在招待所小礼堂边。校长第一次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杨先生”，又向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刺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
但是赵晋湘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阂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她告诉我她教两个班英语，她的声音如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没有陌生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第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杨先生。在其他班，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已作过了。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怎样向学生介绍我——一个反革命分子，劳改犯人。我心里在说，“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会溶化或征服低级文化！”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