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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希恩，据他看，他的作品有感染力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我不明白。这些负责保养身体和食物定量的小老太太经常到医院来对我说：‘我爱读你的书。’有一次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在走廊上叫住我说：‘医生，你是如何处理热量的？’”
据希恩描述，他写作起来就象琢磨钻石那样费劲和吃力。他说：“我写六百或八百字要花十至十二个小时，其中并不包括进行实验所花的时间。常常出现这种情况：
我写了一些东西，但后来不能肯定写得对不对，于是我就出去跑步，看看是否确实如此。只是偶尔有一次我写文章好象拉自动售货机上的把手一样。我唰唰地写着，整篇文章就要完成了。这时需要做的也就是收尾了。”希恩有时处理起这种事来干练得令人羡慕：
英雄人物哪里去了？他们带走了朴实和虔诚以及另一个时代容易的答案。我们缺少英雄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成熟的标志。要认识到，每个人都已进入成人期，并且具备使生活取得成就的能力。然而取得这种成就要靠勇气和耐力，首先要有成为某一种人的意志，不管这种人可能多么独特。那时你就可以说：“我已找到我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自己。”
尽管希恩知道他的文章对跑步者特别有感染力，他却没有详谈他的成就。他说：
“我的文章有点滑稽。我从来未想到我会再写出象样的专栏文章。每次我都弄得自己莫名其妙。我曾对乔·亨德森说过，我就象一个不高明的击球手正等待着某人来替换，确实好好地干一番。可是却没有人来换。”
《跑步人生》——23 科学家
23 体育科学家们
寻找跑步秘密的实验室
在达拉斯城的一个实验室里，一位科学家用棉花球给弗兰克·肖特瘦削的腿肚子消毒。肖特皱着眉头，这位科学家往他腿肚里注射了麻醉剂。药物生效后，他立即熟练地用手术刀切开一个四分之一英寸的口子。一位助手递给他一件不锈钢的器械，仅有铅笔一半粗，六英寸长，中心是空的，象根针管。科学家们把圆头的一端插进口子里，并用力推，直到把它埋进肖特的腿部腓肠肌纤维里。然后把一个小圆管插入上述针状器械的空心管里，圆管一端边缘磨的很快，象一个微型的做甜饼的模子。小圆管特的小腿肚子里切下象桔子核大的一块肉。然后把两根管都抽出来；腿肚子上的口子用绷带包扎起来，把刚从小腿深处取出的肌肉纤维样品放人液体氮中进行冷却。
体育科学家们又在努力研究这个问题了。在年头不太久以前，跑步者大都靠自己去摸索如何进行锻炼。即使有一个人有幸碰上一位知识丰富的教练，但是对于速度和耐力的基本来源了解得很少，因此如果采用了任何行之有效的锻炼方法，那一定主要是碰巧而已。但是这一切，无论如何大部分已成往事。近几年来，对于跑步的生理学，营养，甚至各种因素中最难捉摸的一种——动机，也已有了许多了解。
因此，一个运动员，如果他不怕麻烦，仅仅通过阅读，就可以很快取得过去别人要终身才能得到的经验。不仅是最优秀的运动员，就是连我们一般人也都能利用这些经验。仅举营养方面的一点为例，直到前不久，许多这动员，甚至连许多教练都认为，如果需要能量，就得吃蛋白质。可是使科研人员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终于发现，在剧烈锻炼中，能量的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而不是蛋白质，如果在有些足球运动员训练时的餐桌上还以牛排为主菜，那只是因为常识的力量往往敌不过传统。
碳水化合物的秘密以及其他许多秘密，是由于本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事物而发现的，这就是体育生理实验室的建立。第一批这类实验室是在英国和德国建立的。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做法也在美国流行开了。拥有第一台踏旋器的哈佛疲劳实验室在坎布里奇大力展开了活动。但是，直到六十年代才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那时，由于人们对心理学的好奇心和可以获得适当的资金，实验室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美国各地。
由于现在有如此多的实验室，它们在从事多种多样的研究。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的劳伦斯·B ·奥斯凯博士正在设法弄明白体育锻炼对脂肪细胞的大小及数量有 什么影响。他的研究有朝一日可能被视为在防止体重过重的斗争中的重要里程碑。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诺尔实验室里，埃尔斯沃斯·巴斯柯科博士一直在研究轻便的去纤颤器的效用，这是一种当心脏跳动已松弛到无效间歇时使心脏重新搏动起来的器械。此外，州立鲍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已在研究象如何使膝部动过手术的病人康复，以及体育锻炼在帮助糖尿病患者过正常生活方面的作用之类的问题，但大多数实验室迟早总要回到几乎所有运动生理学家最喜爱的课题上去：跑步。理由是：在跑步过程中人体承受这样强的压力，以致变化产生得很快，并易于用数量测量出来。如果一个人在一整年内每星期有一天晚上玩滚球，他的身体可能会略有一些变化，但是谁能想出什么办法去测量这种变化呢？相反，一个每天跑五英里的人，身体一定会有显著的变化。
体育生理实验室的工作已取得某些令人注意的（即使有时是有限的）实际成效。
在我写这本书时，新西兰的约翰·沃克是一英里赛跑的世界冠军。他受到的医疗照顾也许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赛跑运动员都多。他的医生劳埃德·德雷克博士密切地观察他的脉搏、血液指数和用氧能力。如果他的血红素数量下降了（从而他的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也下降了），德雷克就要使它升上去，给他注射维生素B12，以刺激骨髓制造更多的血红素。假如沃克受了一点轻伤，德雷克就会立刻给予处理，防止伤势转重。他甚至规定沃克锻炼时应当跑多快（经常是每英里五分钟的速度）。但是对生理学家的工作最重视的地方是东德。那里每一个世界第一流运动员都有整整一个专家小组辅助他，正如一位医生说的那样，“就象把宇航员送人太空时的飞行控制”。
鉴于东德人近年来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功，如果我们自己的运动生理实验室不能迅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那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上述作法是好办法。在一次运动和心脏病的学术讨论会上，罗杰·班尼斯特说，他认为“科学研究对运动员没有多大帮助，因为每个运动员都互不一样”。班尼斯特说：“他必须既试试快跑，也试试慢跑，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计算出自己最有效的训练方法。”他说，此外，身体的因素只是一个跑步运动员取得成功的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使一个跑步运动员得到提高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他的干劲和顽强的精神。那是和任何身体素质一样重要的。”有些评论者还担心我们最终会培养出一批没有头脑的一九八四年式的超级明星，身体虽然锻炼得很完美，但却受一些专搞权术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小组的操纵。
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出现的。首先，正象班尼斯特指出的，精神上的素质在赛跑时是很重要的。其次，比赛的成功要依靠许多可变因素，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使每一项因素做好准备。谁也没法知道。不管怎样，东德是个例子。自从医师参加后，东德取得奥运会奖牌的能力大幅度上升了。
为了弄清楚运动生理实验室究竟千些什么，我访问了它们中最著名和最受尊重的实验室之一，印地安纳州芒西市州立鲍尔大学的人类行为实验室。该实验室由一位能言善辩、思想敏捷的生理学家戴维·科斯蒂尔领导。
人类行为实验室是一座看不出有什么建筑风格的很不起眼的金属结构房子。在整个州立鲍尔大学校园内，它属于最小和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然而，近来它兴旺起来。该实验室于六十年代中期刚创立时，只有一辆自行车，一条阶梯式长凳和一抽屉听诊器。当一九六六年戴维·科斯蒂尔来到后，它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
科斯蒂尔四十一、二岁，头发微灰，身材瘦削。他是个怎么说就怎么做的人，自己每天都跑五英里。他虽然自小就对付育感兴趣，但是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想到要把运动生理学当作自己的事业。他告诉我说：“离开大学以后，我曾当过一阵中学游泳教练。我很快发现我不愿一辈子当教练，因为除了我喜欢孩子们以外，我不能得到其他满足。我真正喜欢的是对运动员进行研究。我能用数百小时计的业余时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因为这种研究有意思。最后，我进入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但是那时我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开始在研究实验室外徘徊。我有时会进去呆上一整天，只是为了好玩。”戴维·科斯蒂尔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后，开始找职位。
恰好有人寄给他一份州立鲍尔大学为它的实验室招聘负责人的广告。他便应征就聘了。
这个实验室的北墙有五、六间普通办公室，包括科斯蒂尔本人的办公室。而在实验室的其他的地方则挤满了各种最新型的设备：一部电子计算机，一部离心机，测量跑步运动员在踏旋器上活动时他们身体吸收和排出的氧、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设备，以及一间用来研究人体对极高或极低温度的反应的十英尺见方的热室。屋子正中间则是一架踏旋器，这个国家的一些最优秀的赛跑运动员曾在这架踏旋器上为科研作出了贡献。
就在这些房间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其中有几项使跑步运动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例如，几年前当科斯蒂尔和一位哥本哈根大学的医师本特·扎尔廷一起进行研究时，科斯蒂尔注意到世界第一流跑步运动员们的肌肉似乎和那些造诣较差的运动员们有所不同。为了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