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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那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女性,或许正因为她,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十八岁(公元829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二十七岁(公元838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十年的令狐恩公分手,走自己的路,从而铸下难以挽回、后悔莫及的大错。或许他想活得更好,或许他想把握自己,或许他想冲决而出,或许他想远走高飞……现在已经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并且做了他家的女婿?但在当时朝廷的牛、李朋党之争中,这种背叛是被整个社会不齿的。于是,这位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成为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两面不讨好的,一直到死也没顺过的倒霉角色。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作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刊误·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砂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所以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砂,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让他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Q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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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年龄纪事文宗大和三年(829)18岁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大和七年(833)22岁应举,知举贾悚不取。大和八年(834)23岁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被遣散。大和九年(835)24岁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仍不取。 开成二年(837)26岁三次应举,因经门师令狐楚的力荐,终于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开成三年(838)27岁又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武宗会昌三年(843)32岁王茂元病故。宣宗大中元年(847)36岁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大中二年(848)37岁郑亚贬循州,幕散,又一次被遣归。大中三年(849)38岁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大中五年(851)40岁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绹。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大中九年(855)44岁因柳仲郢调回长安,幕散。大中十年(856)45岁为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858)47岁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锦瑟无端五十弦(7)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完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做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这辈子便只有一连串的不走运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履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了。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四十七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对《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屁滚尿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 “坎壈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1)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不禁为之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779年,死于公元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谕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7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的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惟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