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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说：我记得《人民日报》还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令，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特赦首批战犯３３人，其中原属蒋介石集团的３０名。到1964年4月，又先后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加上这一次特赦的共6批296人。
周恩来一直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央统战部组织安排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的１１名人员。
童小鹏回忆道：
这个事是我具体负责的。下午3时，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的陪同下来到西花厅，陪同接见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及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等，我和罗青长也参加了。溥仪因住在他五妹家，单独用小车去接他，迟到了几分钟。当他赶到时，徐冰指着他诙谐地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当时身穿一套蓝色棉制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徐冰介绍完，他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关致意。在座的大都是第一次见到溥仪，没想到这位就是3岁就登基的“小皇帝”。
１１人中，除了溥仪、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学生。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这些人既惊喜万分，又感到十分羞愧，觉得对不起当年的黄埔老师，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面前时，叫了声“曾扩情”。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他想不到时隔３０年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路，对不起你！”当周恩来走到溥仪面前时，和他拉起了家常。溥仪说到了他过去的罪行，表示要继续反省。周恩来说：“溥仪先生，你在清末登基时才3岁，可以不负责任，但伪满时代你要负责任。”溥仪激动地流着眼泪说：“周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了。
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以他那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一周，询问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18军逃往台湾，而是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周恩来点头微笑，连连称“好”。周恩来又询问了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身体健康。”周恩来说：“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周恩来勉励自己的话，非常内疚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周恩来说：“你过去是有罪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一定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杜聿明非常感动，心情激动地一再表示要改造自己，戴罪立功。周恩来还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2）
周恩来与大家分别交谈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来对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富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在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地嘱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来最后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也可以。”
周恩来讲完后，章士钊就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总理的讲话指示去办。”
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才结束。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鞠躬告别，愉快地离开了西花厅。
这次接见；对这些特赦人员的思想震动很大。此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到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把散住其他旅馆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溥仪也从其五妹家迁过来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这期间；中央统战部派了专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还为愿住外地和亲属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还为他们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自愿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亲后又返北京的周振强、杨伯涛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后；1961年3月经中央同意；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即都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对后来的几批特赦战犯也同样很关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统战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见活动。
童小鹏说，我又具体负责安排这次的总理接见。这次接见的是康泽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员及家属40多人。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陪同周恩来接见，我和罗青长也一同参加。
下午4时，周恩来等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家就座后，陈毅首先说：“总理很惦记各位，特邀请大家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也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大家见见面。”他谈到台湾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特赦人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态说：“请大家不要有顾虑，把话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周恩来接着讲话；说明了接见的缘由。他说近两年由于国内国际的事情较多；没有机会同大家常见面；现在前三批特赦释放人员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员集中学习参观也即将结束；有几位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因此；找这个机会见面谈谈。
周恩来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讲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大团结的。
周恩来还进一步解释陈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说：“大家对于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自由’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随后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并又一次强调了立场问题的重要性。谈话中再次表达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接见结束后；周恩来还邀请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在新疆厅设宴招待了大家。
这些特赦释放人员；都很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认为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我们通过这些人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社会各界；传到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我们对战犯“一个不杀”；并给予宽大释放；使台湾当局感到意外；阵脚大乱；不敢面对这一人心所向的现实。台湾当局封锁消息；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可等到有些特赦释放人员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其宣传也就不攻自破。
我们考虑到；美国一直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台湾人民。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要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并对蒋介石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和灵活性。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1）
进入６０年代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改变。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可以派人来参加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央政府不派人去台湾担任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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