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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文章前不久，他还在火车上和梁思成相遇长谈过一次。所谓假托的话不会是虚言，也正是创作的一种方法。一厢情愿索引本事的研究者，忽略了此诗写作时间是在徐志摩飞去的第二年夏天。斯人已逝，诗里如何能一再说“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有种说法，认为“述事”是林徽因诗歌的一大特征，是它高出那些只是抒情写景的作品的原因所在，“将林诗里所述之事分析出来，理解因此而深下去并且清晰了”。（兰棣之：《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假如作索引派读林徽因诗歌，恐怕会越读越糊涂的。即使索引得好像是一清二楚，那蕴涵普遍意义的情愫受了局限，降为个别经历的感受，势必影响品位林诗的想象空间。
退而言之，即使有所指的爱情诗篇，并非均为徐志摩而写。某些篇什，硬要索引也当索引给其他男性，如写于一九三三年岁末的《忆》，倒像写给金岳霖，去年他俩刚刚确凿无疑地相爱过一回；《城楼上》像是给梁思成。凭什么说“没有任何一首是写她与丈夫梁思成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其费解的理由是“丈夫又不大有时间读诗”。（见兰棣之文）
持偏见的这位研究者把林徽因诗作内容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核”，这“核”便是写她“在爱情中的体验和成长，从而探索爱情在生命中的意义，诗在人生中的地位。”研究者的本意在充分评价林徽因诗歌的成就，结果却将枝叶扶疏的林诗曲解为一株独苗，与他初衷适得其反。如果统计，爱情题材的诗篇占林诗比重其实有限，她吟咏最多的还是直接抒发人生感受的作品。她常常会记录一个细小的生活画面，如《静坐》、《风筝》、《藤花前》和《山中一个夏夜》，自然它们不是生活琐屑的简单描摹，必能给读者咀嚼出人生的诸多况味。她有时会记录一缕难以言说的思绪，如《昼梦》、《题剔空菩提叶》和《八月的忧愁》，而诗人看似抽象的思绪又总附着在形象的画面上，因此，有时叫你作难，将其归类为生活的记录，还是思绪的表达，都不容易。最典型莫如一首《中夜钟声》：
钟声
敛住又敲散
一街的荒凉
听——
那圆的一颗颗声响，
直沉下时间
静寂的
咽喉。
像哭泣，
像哀恸，
将这僵黑的
中夜
葬入
那永不见曙星的
空洞——
轻——重，……
——重——轻……
这摇曳的一声声，
又凭谁的主意
把那剩余的忧惶
随着风冷——
纷纷
掷给还不成梦的人。
本来无非常见的人生一瞬，到了林徽因笔下，便营造出浓浓的伤怀氛围，感人至深。忧煌人所见的夜自然荒凉，荒凉的夜引得人愈加忧煌。诗情景交融，很有意境，近乎王国维所述的“不隔”的标准。中国新诗出现“阶梯式”，常人多以为起始于共和国初期的郭小川，他学习玛雅科夫斯基，由前苏联帕来。读罢林徽因这一首，大概可以说中国此种诗体“古”已有之了吧。沈从文写于一九三八年的《谈朗诵诗》说到诗歌形式问题，已经提到三十年代诗坛，“或摹仿马雅可夫斯基的体裁的诗歌，两字组成梯级形的新体裁，盛行一时。”这篇文章批评“革命诗”的同时赞赏了林徽因，可想林徽因可能读过马雅科夫斯基的。
林徽因有句诗“我想象我在轻轻的独语”（《十一月的小村》），她的诗基本上全是独语，自我对话。她原不是为发表而写，发表只是应付编辑朋友的索讨。难道她是曲高和寡，常感到孤独？莫非是孤独，于是才那么健谈？独处时她异常寂寞，也就异常善感，同时也异常多愁。她说，“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她追求完美的生活质量，而现实总是到布满缺陷。诗人的情绪难免沮丧，寂寞这个词反复出现在她诗里。尽可说它是个弱点，但不难得到读者的谅解，况且它的呈现显得那么凄美动人。秋天来了，她有许多心里的话要说，标明感秋题目的诗有《秋天，这秋天》和《给秋天》，题中含有秋意的有《红叶里的信念》和《十月独行》，她还有不少诗篇虽没有将秋怀明白反映在题目上，说的还都是秋天的话。林徽因的诗歌大都短小，写给秋天的诗却相对较长。《秋天，这秋天》七十余行，《红叶里的信念》整一百行，算是她现存最长的两首作品。（梁从诫先生说，林有一首遗佚的长诗《刺耳的歌声》，不详其篇幅。）诗人所患的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或许她觉得自己提前进入了人生的秋天，已经来日无多。但林徽因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到了人生的冬季，她坚信自己的才华，亟待有一次秋的丰收。那信念正像诗里写的：“但（我）心不信！空虚的骄傲/秋风中旋转，心仍叫喊/理想的爱和美，同白云/角逐；同斜阳笑吻；同树，/同花，同香，乃至同秋虫/石隙中悲鸣，要携手去；/同奔跃嬉游水面的青蛙，/盲目的再去寻盲目的日子，——/要现实的热情再另涂图画，/要把满山红叶采作花！”这才是林徽因诗作中最为令人感佩的思绪。她珍爱生命，但决不苟且。她写道：“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美丽岂止是诗人的梦，同样美丽的是耽于这梦的心灵。
不要误会林徽因只会专注个人情感的低吟浅唱，她的野外考察经历，她素来具有的人文精神，使她的笔墨可以投向“太太客厅”的窗外。诗人现存的诗篇仅六十余首（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诗集，直到一九八五年由陈钟英、陈宇两位先生搜集成册，初次出版了《林徽因诗集》，收入作品五十五首。二零零五年陈学勇编集的《林徽因文存》，共收诗歌六十七首），其中颇有一些叹息民众苦难的或描摹民众生活的作品，可惜它们没有得到读者以至研究专家应有的关注。例如《微光》：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廊上一角挂着有一盏；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含糊的，全数交给这暗淡。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
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盏。
合家大小朴实的脑袋，
并排儿，熟睡在土炕上。
外边有雪夜，有泥泞；
沙锅里有不够明日的米粮；
小屋，静守住这微光，
缺乏着生活上需要的各样。
缺的是把干柴；是杯水；麦面……
为这吃的喝的，本说不到信仰，——
生活已然，固定的，单靠气力，
在肩臂上边，来支持那生的胆量。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切都限定了，谁还说希望，——
即使是做梦，在梦里，闪着，
仍旧是这一粒孤勇的光亮？
街角里有盏灯，有点光，
挂在店廊；照在窗槛；
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
明白的，全数交给这凄惨。
面对微光下苟延残喘的贫民，诗人难以无动于衷，简练的笔墨，却有十分动人的力量。“窗外”题材的诗篇可以见到的还有《年关》、《旅途中》、《茶铺》、《小楼》等等。
无视这些作品，理解林徽因的诗歌便不能全面，认识林徽因的人格也不会完整。与她同时期的众多女诗人，或为民众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于词句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她们的笔下真的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
林徽因的诗歌优美，但与柔媚无缘；它坚韧，却远离刚烈。哪怕看似没有多少内容的小诗，她也要做得亦玲珑精致，亦别有滋味，像描述“窗内”琐事的《静坐》就是这样的珍品：
冬有冬的来意，
寒冷像花，——
花有花香，冬有回忆一把。
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
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
寒里日光淡了，渐斜……
就是那样底（地）
像待客人说话
我在静沉中默啜着茶。
从常人以为很平常的生活里（有的甚至谈不上是生活，不过人生长河里一个瞬间的静态）能写出诗来，足以见出林徽因那有别常人的纤细敏感的气质。《六点钟在下午》，距它发表三十一年后，另一位诗人邵燕祥偶然向人谈起这首诗，对方竟一下就能背出：“六点钟在下午，/点缀在你生命中，/仅有仿佛的灯光，/褪败的夕阳，窗外/一张落叶在旋转！……”女诗人这类绝句小令式的作品，有如“床前明月光”般脍炙人口。
林徽因曾以《新月》为发表诗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也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她的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研究者因而不无依据地奉她为“新月诗人”。可是林徽因并不喜欢这顶桂冠。虽为女性，但与新月的男诗人们相比，譬如他们中最富盛名的徐志摩，她的诗歌难得地那样纯净、雅洁，绝对无染颓唐、轻浮以至偶尔的俗气（徐的某些诗即难脱此毛病）。其中咀嚼人生的作品，尤多一份思想的力度。她把小说的白描手法用在诗歌里来素描场景、人物，予浓郁的诗意以生活画面的支撑，诗风又由此增添了几分清新。如果不算入选《新月诗选》的沈从文，新月诗人中就少有如林徽因这样同时擅写小说的作者了。
林徽因曾为自己编定过一本诗集，已经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出版的《新诗》杂志上刊登了出版预告（尚未定书名）。或许因为正在野外的艰苦考察耽搁了编辑的进程，等到她归来的时候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她也由此错过了生前唯一一次出版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