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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鲁滨孙漂流记》，当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宝岛》。对那个作品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让人想不通的是，没有人肯相信我对那个作品倾注了全力。我是用与后来写《绑架》以及《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的专注，写的那本小说。可笑的是，在写它的时候，我把这是写给少年的读物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最初的长篇小说。人们不愿意相信我还是一个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们，却不能理解我同时也是个大人。
说起成人、孩子，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巧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为什么就那么巧妙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杰作，而《奥立弗·退斯特》是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创作成人的小说的福楼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没准更是成年人。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此种意义上的成年人，最后会不会变得什么都不写呢？莎士比亚成长之后变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长之后变成无名的一介市民。（？）
人们不知厌烦地反复争论着：用同样的语言，指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现。远离文明之后，这件事的愚蠢可笑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对还没有被心理学或认识论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茨西塔拉来说，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技巧上的问题，是吸引读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让读者信服的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以来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一直去泊在港里的丘拉索号上游玩。今天一大早进城，和洛伊德一起应邀到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家里吃早饭。饭后大家一起来到丘拉索号上，午饭也在舰上解决。晚上是冯克博士家的啤酒宴会。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饭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妙的经历。因为很有趣，索性记录下来。
啤酒之后喝的葡萄酒好像颇有效力，当告辞冯克家时，我已经有些酩酊大醉了。朝着饭店的方向刚走四五十步的时候，自己多少还有点警惕：“你醉了，可得留点神。”但这种意识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松弛，没过不久，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明白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有点发霉的昏暗的地上，带泥腥味儿的风暖烘烘地吹拂着脸庞。这时，微微睁开眼的我的意识里，有一个想法好像从远处过来的火球一样逐渐接近，越变越大，终于砰的一声点着了——后来回想起来只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躺在地上的整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爱丁堡的街道上——“这儿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这个想法闪过时，有一会儿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但是不久意识又朦胧起来。
在模模糊糊的意识中，一片奇妙的光景浮现了出来。走在路上的我突然肚子疼，急忙钻进路旁一个高大建筑的门里，想要借厕所一用。正在打扫院子的看门老头厉声责问道：“干什么呢？”“没什么，只想借一下厕所。”“哦，那样的话悉听尊便。”老头说完，好像我形迹可疑似的又瞟了我一眼，才又扫起院子来。“讨厌的家伙，什么那样的话悉听尊便。”……那的确是，很久以前了，在某个地方——不是爱丁堡，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城市——我亲身经历过的……
忽然间我醒了。横躺在地上的我的鼻尖前面，耸立着一道黝黑的高墙。深夜的阿皮亚不管哪里都是黝黑的，但这道高墙在前面二十码远的地方断掉了，从那边好像有昏黄的灯光照射出来。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拾起掉在一旁的帽子，扶着散发出令人讨厌的霉臭味儿的围墙——唤起过去可笑记忆的也许就是这种味道——朝有光亮的地方走去。围墙很快走到了头，向对面望去，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路灯，很小，就像是用望远镜看到的一样，但是十分清楚。那边是一条较宽的街道，道路一侧是连绵的围墙，茂密的树叶从围墙上探出头来，一边承受着底下照上来的微光，一边在风中沙拉拉作响。无缘无故地，我以为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一会儿，再向左一拐，就能回到黑利欧特大街（度过少年时期的爱丁堡）的我的家。我好像再次忘记了阿皮亚，一心以为自己正走在故乡的街道上。
朝着灯光走了一会儿，突然一下，我真的醒了。是了，这儿是阿皮亚。——这么一来，在迟钝的灯光照耀下的街道上的白色尘埃，还有自己鞋子上的污垢都清楚地映入了眼帘。这里是阿皮亚，我正走在从冯克家去饭店的路上……这时候，我才总算恢复了全部意识。
也许在大脑皮层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缝隙。我感到自己并不只是因为醉酒而倒在地上的。
也许，如此详细地记录这种事，本身已经带有几分病态吧。
八月×日
被医生禁止写作。完全不写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日子每天早上都去农田里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好像还挺不错。如果靠可可树的栽培一天能赚到十英镑的话，把文学什么的让给别人好了。
我家田地上收获的东西——卷心菜、番茄、芦笋、豌豆、橘子、菠萝、醋栗、紫包菜，等等。
《森特·阿伊维斯》并不觉得很糟糕，但总之，写得不顺。眼下在阅读欧姆的印度史，非常有趣。十八世纪式忠实而非抒情的记述方式。
两三天前，突然传来命令让所有停泊中的军舰出动，沿海岸巡航炮击阿特阿的叛民。前天上午，从雷特努传来的炮声惊动了我们。今天也还能听到远处隐隐的炮声。
八月×日
瓦伊内内农场举办了野外骑马赛。因为身体状况尚好，我也参加了。驰骋十四英里以上。非常愉快。对野蛮本能的倾诉，昔日欢欣的再现，我好像回到了十七岁的时候。“活着就是对欲望的感受，”我一边在草原上疾驰，一边在马上昂然想道，“就是在所有事物上面，感受青春期时对女人身体感到的那种健全的诱惑。”
但白天的愉快付出的代价是夜里急剧的疲劳和肉体痛苦。正因为时隔好久才拥有了如此快乐的一天，这种反作用使我的心彻底暗淡了下来。
过去，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过后悔。我只对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过。自己没有选择的职业，自己没有勇于尝试（虽然的确有过机会）的冒险，自己没有碰到过的各种经验——当想到这些时，贪心的我总会感到焦躁。但是，这种对行动的纯粹的欲望最近在逐渐消失。也许像今天白天那样不带一点阴影的欢乐再不会到来了。晚上回到卧室后，由于疲劳的缘故，纠缠不休的咳嗽如同哮喘一样激烈发作，关节的疼痛也一阵阵袭来，它们使我纵然不情愿也不得不这样想。
我是不是活得太久了？以前也曾经有一次想到过死。那是追随着芳妮渡海来到加利福尼亚，陷入极度贫困和极度虚弱中，和朋友、父母切断了一切联系，躺在旧金山的贫民窟里独自呻吟时候的事。那时我常常想到死。但是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写出堪称我的生命纪念碑的作品。在把它写出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能死。不然就连对鼓励、支持着我走到现在的尊贵的朋友们（比起父母，我先想到了朋友）也是忘恩负义。因此我硬是在吃不饱饭的日子里，咬紧牙关，写出了《沙汀上的孤阁》（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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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呢？我不是已经把自己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吗？它们是不是优秀的纪念碑暂且不论，总之，我不是已经把自己能写的东西写完了吗？勉强自己——在这执拗的咳嗽和喘息、关节的疼痛、咳血，以及疲劳之中——延长生命的理由在哪里呢？自从疾病割断了我对行动的渴求之后，人生对于我只剩下了文学。文学创作。这既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这只能说是“唯一”。因此，我的生活也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我是一匹蚕。蚕不管自己幸福与否，都不得不织茧，我也只是在用语言的丝编织故事的茧罢了。但是，可怜的病楚的蚕终于把茧织完了。对他的生存来说，不是已经没有任何目标了吗？
“不，还有。”一个朋友这样说，“要变身。变身为蛾，咬破茧子，飞上天空。”这是出色的比喻。但问题是，在我的精神和肉体里，是否还剩有足够咬破茧子的力量。
十七
一八九四年九月×日
昨天管做饭的塔洛洛说：“父亲和其他酋长们一起，明天要来拜访，说是有事商量。”他的父亲老颇埃是玛塔法一方的政治犯，也是邀请我们参加狱中卡瓦酒宴的酋长中的一位。他们于上个月底刚被释放。在颇埃入狱时，我付出了许多关照：请医生去监狱，为生病的他办理假释手续，再次入狱时替他支付保释金等等。
今早，颇埃和其他八名酋长一起来了。他们进到吸烟室，按萨摩亚的习惯在地上蹲成一圈。随后，他们的代表开始说话了。
“我们在监狱里时，茨西塔拉赠与我们不寻常的同情。现在我们总算被无条件释放了，出狱后大家马上商量着，要设法表达一下对茨西塔拉的深厚情意的感谢。比我们先出狱的其他酋长里，有很多人作为释放条件，现在还在替政府修路。看到这些，我们也打算替茨西塔拉家修一条路，把它作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礼物。这是大家商量后的决定，请务必接受这个礼物。”原来，他们是想修一条连接公路和我家之间的道路。
只要是比较了解土著的人，谁都不会对这些话过于当真。但不管怎样，我听了这个提议非常感激。虽然说老实话，这事到头来，我还得因为出工具、饭菜、工钱等等（对方也许会说不要，但最终还是要以慰问老人或病弱者的形式拿出来）而破费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