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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家巨室的献助，也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在南宋也是高宗开其端。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年）高宗到大将张俊家，张俊接驾时进奉精美食品数百种，还文天祥传 ？１７？有大批宝器，其中有金器１０００两，珍珠６９０００余颗，玛瑙碗２０件，各种精细玉器４０余件，绫罗锦缎等１０００匹，另有名贵古玩书画等多件。献助的风气到南宋末年仍然盛行，宫中要修缮宫殿，建造寺观，就有官僚、豪富来献助土地、木材等等。他们的献助，无非是剥夺人民来的，受苦的还是人民。
贪官暴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则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比北宋更严重，神宗赵顼时，国家赋税收入每年６０００多万贯，是北宋的最高额。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１１５７年），税收也达６０００万贯，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增加到８０００万贯。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２／３，税收反而增加，可见赋税剥削多么残酷。再就土地的情况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额是３０００亩，宋朝的政策不抑兼并，南宋时有数十万亩地的地主为数不少，这都是侵吞农民的土地得来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无税，农民无地却要纳租。有人说南宋农民所受的剥削是“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 ”，这并不夸张。
策论中提到的和籴，则是南宋政府剥夺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一样。和籴是官府按户主的田产多寡摊买粮食，由官府定价，当然低于市价，甚至分文不给，纯属剥夺。从表面上看，文天祥传 ？１８？好像富人负担多，穷人负担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富人向地方官纳贿，自然少派或不派，负担大多落在穷人身上。每次和籴颁布，都有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文天祥说：“东南民力竭矣 ！”这是真实情况。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才和士习。文天祥认为“士习厚薄，最关人才 ”，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 ：“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校艺于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竞奔于世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这段话把南宋士人风气败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择手段的，当时国家忧患重重，士人忧国忧民的不多，想升官发财的却不少。有一种人是借议论国事来猎取虚名，博得一官半职的。理宗时候，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贾似道看透太学生的这个特点，用做官、赏钱收买他们，他们也就为贾似道歌功颂德。当时有人写讽刺诗说：文天祥传 ？１９？“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由此可见一斑。另一种人是借道学做官。当时朝廷提倡道学，有人以讲道学为终南捷径，以谋求官职。他们不谈国计民生，终日只讲天理性命，正心诚意。朝廷也希望他们这样，以免议论国事，惹事生非。这种士人对国家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陈亮向皇帝奏称：今世儒生，自以为得正心诚意的圣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国家奇耻大辱，漠不关心，群聚埋头拱手高谈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么。朝廷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敷衍度日，臣不胜愤慨之至！这把士人的堕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错误，作了大胆的揭露。
文天祥对这种士风十分不满，他提出必须改变士习，发扬正气，才能发现可用的人材。他主张对青少年要有正确的家庭教育，除了读书，还应恪守封建道德。他还建议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边防、水利等科目，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兵力和国计。文天祥认为两者是互相影响，有密切关系的。他承认当时确实兵力不足。他说，宋和蒙古发生战争以后，前线东起东海（黄海）， 沿着淮河、襄樊，西至四川，处处都须要屯兵设防。调两淮的兵到东海守城，两淮的兵力不足；文天祥传 ？２０？调荆州的兵警卫襄樊，则荆湖兵力不足；调江淮的兵入川，下游兵力也不足。兵力不足，国家自然就弱了。要变弱为强，就得招兵。招兵要发饷，财政机关却拿不出钱，确实是矛盾。但文天祥反问，难道国家真的没有钱养兵吗？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国家没有计划，除交纳岁币银绢以外，从没有订出保证军需的政策，饷项来源自然困难。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观的挥霍浪费，是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那些“照耀湖山”的“琳宫梵宇 ”， 建筑时争奇斗巧， 要耗费多少银子呀；宫廷中“霓裳羽衣 ”，“靡金饰翠 ”， 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皇帝对贵戚近侍“量珠辇玉”的赏赐，是国库的沉重负担。国家的钱都花在这里，养兵的费用还能有多少呢？ 他尖锐地指出：“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 ”，只有“急求所以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或于是可强矣”！
文天祥对这三个问题的对策，概括来说，就是纾民困，淳士风，节国用，这些都是正确的。他的建议是匡时救世的良言。一个２１岁的青年，能提出这样的对策，是难能可贵的，显出了他具有蓬勃的朝气。
但是对于第四个问题， 他说：“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起于通虏寇，则心腹之大患也 。”所谓“盗贼”是指文天祥传 ？２１？起义农民。在他看来，女真、蒙古军事贵族的南侵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认为内部有农民起义才招致了他们的南侵，则不符合事实。北方民族南侵，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的上层军事贵族出于贪婪而实行战争掠夺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原政权腐败，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并不是农民起义造成的。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更大的威胁，主张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时候，首先应剿灭“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的起义农民，这完全是错误的。比如他举例说李成勾结杨么，成了绍兴年间国家的大患，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南宋统治者对杨么的诬蔑。事实是伪齐皇帝刘豫命李成派人送金帛文书向杨么招降，被杨么严词拒绝，不久又派来３０多个说客，带来更多的财物，企图诱惑义军，起义军把他们全部杀死，投入江中。文天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起义农民的仇视。这种思想使得他不能联合农民起义军来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阶级偏见蒙蔽了他的聪慧。
对四个问题提出对策以后 ， 文天祥还建议应当“重宰相”、“收君子”。重宰相就是要皇帝严肃纲纪，整饬吏治，改变政出多门的现象，排除外戚、宦官干政擅权。收君子就是主张任用正直的士大夫管理国家政事，听取公论，奖励直言。他认为凡是因直言被贬文天祥传 ？２２？官的，应当召回复职。
这篇御试策还有一段精彩的议论。题目中指出对策用词要“勿激勿泛 ”，也就是说，既不要措词激烈，危言耸听；也不要泛泛而谈，言之无物。文天祥对这几句话非常反感。 他写道：“臣等尝恨无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之地，以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謇謇谔谔，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 ？”这说明文天祥主张议论要尖锐泼辣，击中要害，认为这是臣下忠心的表现，实际上是要求皇帝采纳逆耳的忠言，重视社会的公论，不要厌恶大臣的犯颜直谏。他还说：“然则臣将为激者欤？ 将为泛者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 ？”这几句与其说是对皇帝的反问 ， 无宁说是提出了抗议，在廷试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