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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注 释
〔56〕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57〕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旧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58〕军事委员会分会，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它是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党在华北敌后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59〕洛川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60〕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1〕傅作义，当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62〕卫立煌，当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3〕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64〕黄绍竑，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65〕CC和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反革命工具。CC团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复兴社的主要骨干贺衷寒、康泽、戴笠等，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66〕本币，这里指各解放区银行在本地区发行的货币。如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币、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币、翼热察边区发行的长城币等。
〔67〕伪币，指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如华北日合准备银行、南京日伪政权的储备银汀贝行的货币，均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交通（后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
〔68〕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组成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三三制”。
〔69〕“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70〕石友三，当时是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秦启荣，当时是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71〕张荫梧，当时是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九十九军军长。侯如墉，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72〕一九三丸年三月至六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准备反共投敌。由于我党在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阴谋当时未能得逞。但阎锡山的反动计划未变，同年十二月，阎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攻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