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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十三日拂晓，胡宗南部乘夜撤走了，敌其他各路也均撤走了。张学良军集结西安，将洛川、庆阳诸城皆放弃。我一军团、十五军团、二方面军之一部，及四军、三十一军开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张学良送来部分棉衣和弹药。
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相继都失败了，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特别是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军事上连续给敌以反击和反攻，政治上迅速地开展了战略进攻，以致东北军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被迫停止内战。时间只有十一个月，这是狂风暴雨的十一个月。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采取坚决的分，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也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经过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九月一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十二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
注 释
〔54〕吴奇伟，当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
〔55〕王家烈，贵州军阀。当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56〕
卢沟桥事变〔57〕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58〕，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注：①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师；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59〕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60〕。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61〕。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卫立煌〔62〕率四至五个军，在忻口布防。
日军打破平型关、雁门关后，继续向太原前进，在忻口遇到国民党军相当坚决的抵抗。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余架，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营）。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此两战胜利，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八路军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参军者益多。
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63〕，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忻口战斗还在坚持。他们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更不敢向敌之侧后突击。抱着一条死教条：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黄绍竑〔64〕协。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做统战工作。
关于军分会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华北军分会发了一个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击溃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而实际上，太原在十月以后不久就失守了。显然，军分会的指示是盲目的，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当时军分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也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我当时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如时而提“运动游击战”，又时而提“游击运动战”。
十月八日的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从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
在起草和发表这个指示时，我正随周恩来同志去保定、石家庄等地做统战工作，不在总部。我从卫立煌处回到八路军总部时，才看到这个指示，也不知道是谁执笔的。但我看后，并没有反对。虽然这个指示的全部精神不是我的，但其中有些看法，我是同意的。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我去保定前，与朱德、弼时、左权等数同志在一起闲谈时：“日本皇军不可战胜”是神话。如果八路军经常有二十万，有蒋介石嫡系军的装备，再附加若干炮兵，国民党军依险防守，我军机动作战，灵活打击敌人，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山西是难以打进来的。这是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我是军分会常委之一，因此，我是有责任的。
关于第二次王明路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太原后，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转移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十二月某日，中央来电要我回延安开会。到延安两天，王明和康生飞到延安，当晚政治局即开会。在会上，王明讲了话，毛主席讲了话，项英讲了新四军改编经过，还有其他人也讲了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要树立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明确观点，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的义务；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谁想领导谁都是不可能的；各党各派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他较偏重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日，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着重介绍西班牙、法国和满洲的经验，说：在抗日营垒中，只能划分为抗日派与非抗日派，不能分为左、中、右派；CC和复兴社〔65〕吓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