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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
赣州城在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只南面是陆地，敌人长期设防有准备。我围攻月余，爆破几次均未成功。
打赣州有以下错误：
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47〕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也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矿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之条件，客观上对于蒋粤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总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时，不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从军事上看，当时罗卓英率两个师从吉安沿赣江西岸南援，广东两个师六个团由南雄沿粤赣公路北援，我应集结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南康机动位置，另以其他部队围困赣城进行佯攻。那次消灭两路援军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机会，但我未积极建议打援。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其次敌情不明，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如当时守敌只有八千人，我想是打开了。敌情没有确实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粉碎第四次“围剿”
从赣州撤围后，集结江口地区，中央局赶到前方来开会，毛主席也来了。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中央局主张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见是，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和赣东北打成一片。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江口会议后，三军团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主席率一军团占领漳州，后出广东在南雄以东某地和粤军十余团打一个相持战，三军团赶到时，敌我都已退出战斗。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鄠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①。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蒋介石把南丰看做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惟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注：①红军夺取南丰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释
〔46〕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这次事件通称“一·二八”事变。
第十章 在反五次“围剿”前后逐渐认识王明路线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军队也不做地方群众工作。以上毒流很久才清除。不久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其罪状是罗明在一封信中说，苏维埃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具体政策应有所不同。这完全是对的，这是什么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
从粉碎四次“围剿”到五次“围剿”开始，苏区毫无扩大。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于部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这些事实使我慢慢认识到，四中全会是小资产阶级宗派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
此事到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48〕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
连城战斗
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这给了王明路线在军队中贯彻的机会。王明路线大肆宣扬四中全会如何正确，在行动积极化的口号下，红军根本得不到休息、补充、训练。王明路线机械地了解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在战术上也要求以少胜多，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一九三三年夏，三军团即转入闽西作战，取得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