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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悠久岁月，并说“我爱这本书”。但是他无法克服害怕心理，害怕它是“败笔”。
3 月，得知琼已嫁埃兹拉·鲍恩。几星期后，吉尔来信告诉他想同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的青年保尔·萨默斯（子）结婚。
福克纳清霍华德·霍克斯让他走，他想4 月在巴黎过几天，然后回家。
这一要求很快获准，但于事无补。他恨医院，一片白色，毫无生气，生活刻板，使他联想监狱、火炉和死亡。但是，他无法克制酗酒、把他送进那些地方的酗酒；不论是老朋友，如埃尔泽·荣松和莫尼克·萨洛蒙，还是新朋友，如珍·斯坦，都无能为力。他在圣莫里茨同珍·斯坦邂逅，她年轻、颖慧、妩媚而敏感，她熟悉并欣赏他的小说。12 月中旬在巴黎再见到她，1 月在罗马、2 月在巴黎、如今4 月又在巴黎相遇，已觉少不了她。可是，吉尔、琼和《寓言》已在他心中纠缠成一团解不开、取代不了的情结。“一切都完了”的感觉四面八方向他逼未。
他一直害怕时光无情流逝，把吉尔变成女人。正巧在她走向成熟和独立之际，出现了琼。和琼在一起时，他力求“再作一次4 月的春游”，结果好坏难说。琼写《进入暮年》，以小说体裁叙述自己和福克纳的恋情，写一个年轻的成年女孩爱米·霍华德（她写道“我既不是成年女人也不是女孩”）
最后接受了一个耆年的著名小说家杰夫·阿尔莫纳的爱情，作他的情人。阿尔莫纳是矮小个子、举止古板而彬彬有礼、走起路未身背挺直、沉默寡言、很会喝酒。
他的妻子不仅酗酒吸毒，还烧掉他的几部稿子。爱米闯入他的生活时，他不过想帮助她辅导她、把她从中产阶级的举止和准则中解放出来、成为诗人。可是，他很快就爱上她。有了她这样一个情人，他觉得不仅能活下去，还能重新写作。不久，她成为他一直锁在心底深处的理想形象的完美体现。他给她写信说“起初我并不打算爱上你。谁知你的脸，你的身材，竟是我闭上眼便看见的那个成年女孩。“爱米是他为之写作的那个形象的体现，爱米使他从“独自踯躅的猫”变成“欣喜若狂”的人。说得过分些，体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禁果。成为他一直为之写作的那个人。“近来我对自己有些了解，”他说，“原来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甚至当你还躲在暗处……甚至在你尚未出生的时候。”也许作为这种感情的表现，福克纳把他始终视为自己心上人的凯蒂·康普生的故事手稿送给琼·威廉斯；他一定是把琼看成许多东西的结晶。在《蚊群》中，戈登说帕特·罗宾的“名字像金色小铃挂在我心头”。
后来又说这句话出自埃德蒙·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6） 。写《蚊群》时，福克纳曾把这句话用在写给海伦·贝尔德的信中。这句话又数次出现在《进入暮年》中。杰夫不仅引用这句话、翻译给爱米听，后来还真给爱米一个金色小铃佩戴，让她永远记住他。福克纳在写给琼·威廉斯的信中还引用过一些其他的话，具体同梅塔·多尔蒂和《野棕榈》有关，这些话在《进入暮年》中也有反映。综上所述，可想而知琼之于福克纳，乃是集数人于一身——不仅是心上人，不仅是他企图通过爱情而造就为诗人的人，也是他心智的女儿。
在《进入暮年》的后半部中，杰夫对爱米说的话显然便是福克纳在这段时间写给琼的话。他说，“我俩有过这一番后，我好多了，希望有一天你也会有同感。”
可是，在这以前，杰夫还说过一些话，点明他对两人相爱的看法。
“不论今后你走哪条路，我俩有些东西永远不变，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但也是罪。我不是在说什么道学。我知道我是你所需要的父亲。这么说，我们犯了乱伦之罪。这一点就把你和我永世捆绑在一起。这下，你还想逃走吗？”这番话至少在两点上很有意思。第一，同《喧哗与骚动》中昆丁·康普生对乱他的看法何其相似乃而。虽然昆丁不过是心里想、嘴上说而已，但他也认为乱伦能使易逝的爱发生质变而成为牢固的结。第二，这些话把福克纳因有了琼而找到的自由和新生置于人类自古以来便有的种种冲动之下进行观察。在这一点上，爱米和杰夫可以说充分表现了各自的愿望：她要父亲，他要女儿和埋藏心底的形象。再说，比起《寓言》中下士为推翻父亲而付出的代价来，爱米和杰夫为乱伦而付出的代价不算大。我们这么说等于是把他们的自由界定为某种冲动，把他们的表现界定为某种替代。杰夫追求爱米、向她求欢的同时，不忘创作。一部小说快写完，两人的恋情也结束。尽管偷情和小说互为因果，结局却大不同。《进入暮年》讲一则追求的时间长而快感短的故事，有不成功的开始、有犹豫和拖延，快感真的到来时，却又未待满足事已毕。
“我等得你太久了，”他哭丧着脸说，深知心上人必然会离他而去。
杰夫·阿尔莫纳早已知道自己注定要失去这个成年女孩爱米·霍华德，只剩下深锁心头的“那张脸和那个身材。”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他似乎应该已有心理准备，岂知痛苦远远超出自己的期待，尽管他告诉过琼，他宁要痛苦而不要空白。他虽然知道失去吉尔和琼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她们必然要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但是他没有新的开始，藉以抚慰结束的痛苦。写作《寓言》的冗长、持久而痛苦的过程，使他怀疑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命是否已经随同作为慈父和殷勤情人的生命同归于尽。
到巴黎后不几天，便重复在开罗时的表演：住几天医院、回旅馆静养等候康复。他心慌意乱，决定回家。
5 月的大部分时间在绿野农场度过，希望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开垦久已荒芜之地。可是，又觉得以前的这些活动毫无用处，甚至以种田来“消磨时光”也失去吸引力。5 月下旬便把牲畜卖掉，把农场出租。吉尔和埃斯特尔忙着准备订于8
月举行的婚礼，他则袖手旁观，估摸这件事的开销，正觉得自己不该无所事事时，突然电话铃响，提供他意外的消遣。国务院工作人员穆纳·李问他是否愿意参加1954
年8 月6 日至16 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改善美国和南美诸国的关系。这一邀请出乎众人意外，因为福克纳没有当亲善大使的经验，人又羞怯而不可捉摸。谁都知道他忽儿文质彬彬、忽而粗暴无礼。《生活》杂志说他是“自苦而借酒浇愁的人”至今还不到一年。不过，诸贝尔奖给了他很大的能见度，他也懂得了一些公开讲话的要求、取得了一些技巧。他素来希望能为国效劳，近年来特别敬佩安德烈·马尔罗既是小说家又是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去巴西途经秘鲁时，出席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鸡尾酒会，应付裕如，回答有关他的小说、赛马和艺术等问题时，既不羞怯也不紧张。从利马去圣保罗途中，突然喝起酒来，仿佛有意过不去，破坏这次使命。在医主和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恢复了初上征途时的表现心情，也有变化。几个月来一直寻找的新的工作，似乎已经找到。以前在美国遇到一些他觉得盛气凌人的新闻记者时，难免流露出不耐烦，因而遭人误解。曾经有一个女记者拆穿他一次说假话时，他干脆对她说“我从来不对记者讲真话”，把那人吓了一跳。这次在圣保罗，记者们看到的他却是从容自在，不论谈小说或社会问题，对答如流。在圣保罗，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对《寓言》的失望；在那里，他正面谈论一个日益担心的问题。他说，种族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大课题，相互容忍是解决的唯一希望。
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只顾艺术、不顾问祖先传下来的地方观念和偏见的人；最近一二年已开始探讨这种自我观的社会内涵。但他不是有条理的思想家，因此发表的关于和平、关于种族的论点，不断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没有连贯而明确的路线：一方面，他要美国，特别要美国南方抛弃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种族主义态度和政策“不公道、令人愤慨、不光彩，是耻辱”，另一方面又对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强制取消种族隔离持有疑虑。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偏向那一边，他有时令国人高兴，有时今国人失望甚至生气。身在国外，谈问题比较笼统，地方上的压力，包括采用暴力的威胁不大，他可以自由宣布种族主义为不道德，指出种族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不必劝人小心和耐心。因此，在国外谈社会问题比较放松，也比较成功。
回国后不到一星期，吉尔的婚礼张罗完，他和埃斯特尔精疲力竭，心灰意懒。
两人相处不谐，便继续各自生活。埃斯特尔去马尼拉探望女儿维多利亚、女婿比尔和外孙女。福克纳飞往纽约去看望珍·斯坦，等候新的工作机会，从巴西回美后，他写信告诉国务院的哈罗德·豪伦德此行愉快，以后有需要尽管找他。虽然“经验不足，难以估计”此行的成败，但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对这项工作“突然发生兴趣”，秋季将在纽约，有随时乐意提供服务的“条件、环境和能力”。
但没有新的任命下来，他感到失望。
没有可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来回于纽约和牛津之间，这里住一个月、那里住一个月。他在写给埃尔泽·荣松的信中说，“最近无固定住处。”脑子里偶尔出现一个故事。1954 年9 月在纽约写成了《清晨的赛跑》，一则关于艾克·麦卡斯林和其他熟悉人物的狩猎故事。后来写了一则关于塞特潘家的故事，叫作《民治》。
但他依旧心神不定，人日见消瘦。死亡占据了他的头脑，死亡往往是他不愿踏入的一片黑暗，有时则是摆脱“人类的怨恨、悲恸和不人道”的超度。
福克纳开始找到新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