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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摄制过程中，福克纳神志清醒，工作正常。11 月中旬时濒临崩溃。
他又同朋友住在一起，一方面节省开支，一方面逃避寂寞；偶而也骑骑马，但是毫无作用，连梅塔也不起作用。梅塔听说埃斯特尔走了，福克纳又在酗酒，便重新来看他。而人都在《长眠》摄制组，经常见西，几乎部分地重温“旧梦”。可是，他离开山楸别业、离开创作已快一年，“有时觉得再作一次治疗或者再编一部电影剧本的话，我会失去创作的能力”。7 月，马尔科姆·考利来信提起他早已知道的一件事：他的名声在出版界受尽诽谤。
1944 年10 月29 日，考利的第一篇文章（共3 篇）号召人们认真地重新评估福克纳的价值，提醒读者福克纳的17 部作品除一部外全部脱销。
寂寞和沮丧袭来，福克纳酒越喝越凶。朋友们，特别是伯兹、梅塔和乔·帕甘纳尽量帮助他，知道他最恨去那些他喻之为火炉和监狱的地方，便亲自照顾他。上班时为他打掩护，晚上藏掉他的威士忌或者定量配给。有时候，他还是喝得太多而不得不送进山谷地的私人医院。伯兹看出他酗酒有自戕之意，设法劝导他说：“比尔，别走那条路，你太宝贵了”，帮助、劝说无用，福克纳终于请假，他需要脱离这个环境，宁愿留职停薪3 个月，只求能回密西西比，甚至愿意不支薪而多做些工作。
12 月15 日回到山楸别业，不出一星期，精神振奋。他写信给考利表示感激，回答考利的问题时，也流露出失望和怨恨。他说，南方对他并不特别重要，不过是他熟悉南方而已。南方并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坏。
“生活是现象，不是标新立异。到处都像在疯狂地越障赛马，奔向虚空。不论在什么时候，人都散发同样的臭气。”但是，他如今没有被困笼中之感。
他估计假期可以延长到6 个月，因此觉得不仅“摆脱了好莱坞”，而且能摆布好莱坞。“我可以在好莱坞工作6 个月，在家住6 个月。现在已经习惯了，把电影编剧锁在另一个房间里。”1 月，他重新拿起《寓言》，同兰登韦屋谈妥“预支二三千元钱，大约3 月中要”。信中对出版商说，他“写作经历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诗人，只凭本能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和真实性有强烈的信仰和信心，对修辞有无比的勇气（承认有此癖好）。对其他东西则所知甚少，也不想知道。”现在，他“写了又重写，斟酌每个字的分量”。这一变化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创作此书”，为此他心烦意乱。但是，他认为这是新的成熟的标志；他说“我终于长大了。”事实上，这部新作显露出另一种性质的巨变，原来是潜意识的或者说次要的东西，如今都变成有意识的。他在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称，“自己素来写人物而不写思想”，即使在结构最复杂的试验性作品中也是如此。
他认为考利关于《押沙龙，押沙龙！》的意见说得对，“我首先在讲一个我认为不错的故事。我认为昆丁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可以讲得比我好，但我接受并感激你所作的补充，尽管我在写作时并未有意识地顾到这些。”反过来，他在《寓言》中步步为营地照顾到思想及其象征意义。
几年后，完成《寓言》前不久，福克纳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整个一生——为一个可疑的梦，梦中的安德森把自己想象成“跋涉在乡间小路上，牵着一匹马，想拿它来换个宿夜的地方，不只是为了一张床，而是想睡个好觉”，犹如一则故事或寓言。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说，这匹马是安德森从来不能完全接受的世界——“他出生的美国”，安德森的一生是幽默、忍耐和谦卑，更多是想用忍耐和谦卑地奉献的世界，取代那不能接受的世界，为了他“自己以纯洁、高尚、坚韧不拔地工作而求得成就的梦。《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和《鸡蛋的胜利》就是这个梦的代表和象征”。
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的这个寓言有几点很有意思，其中之一便是；有助于了解福克纳诗歌的惨淡经营的风格。但是，福克纳描写安德森“精益求精”，同他自己在创作《寓言》时的做法相似。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时惨淡经营、不厌其烦……仿佛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它将是、它必须是无瑕可击的’；仿佛他创作不是为了那销魂蚀骨的、令人失眠的、无法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求……而是为了什么更迫切更重要的东西，甚至不是仅仅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纯、求精。”福克纳当初从诗歌转写小说时，相信心里想说的就是有价值的，并且已经蕴含了形式。如今在写《寓言》时，他斟酌每一个字的分量，仿佛认为只要“保持风格的纯净完整”就够了。因此，他心目中的新的成熟同他的写诗实践十分相似。他再度致力于极度的纯洁性和意识的普遍性。这些品质与诗歌已不相容，更何况小说。
最大的一个后果是：福克纳似乎同时在两种样式中工作，却未解决先后问题和方向问题。在他的小说中，现实和幻想交融，不仅有反复出现的场景，也有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具体周密的细节，也有不可能、甚至今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但即使是最抽象的小说，如《卡尔卡索纳》，也是以索回不去的形象而不是以重大题材开始。
他的最伟大杰作以令人难忘的形象（凯蒂爬树，塞特潘敲大厦的门）、和触目惊心的人物（凯蒂、康普生，托玛斯·塞特潘）
开始，他在这些人物和场景中等待时，发现了导致探索、产生意义的情节。
但是，这部新作的条件——把无名英雄的传奇和耶稣受难的故事结合成“一则寓言，也许是对战争的谴责”——截然不同，颠倒了他创作虚构小说的过程，似乎企图化伪为真。他又一次发现自己不仅追求风格的完美，还力求写道德问题；不仅追求纯净，还要有预言的性质。
写作不仅缓慢，而且不得要领，极尽推敲琢磨之能事：“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初稿。它可能是我的史诗……原有近10 万字，重写时压缩到1 万5 千字左右。”
写作过程如此雕琢，结果必然成为对自己和事业的反思。反思和写作一样费时、一样痛苦，永远得不到完全的结论，对于自己的成就和正在做的事的价值没有把握，只觉得自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而时光在流逝。
他既怕“草草写作，又怕回盐矿去受罪。”他在希望内外转圈子，终于明白“不得不在6 月1 日前后回到华纳兄弟公司去报到”，做完那“常做的毫无依据的渺茫的好梦”一一有足够收入过日子，让他写完这本书。他又回到他那常得的结论：这辈子休想“在电影圈外，挣钱而不负债。”1945 年6 月7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他回到加州，决定同时继续写这则寓言，“从头来起。”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坚持自己规定的日程：出门去电影厂前必写作4 小时。他住在贝兹里兹家，同伯兹一起上下班。
人们对上一年12 月的情景记忆犹新，看到他如今如此坚毅地写作、有克制地饮酒，大为诧异。在电影厂，他开始改编斯蒂芬·朗斯屈里特的《种马路》，但决定不让它影响自己的创作。他的剧本写得“奔放、美妙、痴狂”，虽然不太符合电影厂的要求。但是据原作者朗斯屈里特回忆，“是件瑰宝”，以后可拍成新潮电影。
有规律的生活可惜未能持久。由于手头拮据，他另接一份工作，不是华纳兄弟公司的产品。让·雷诺阿（8） 根据乔治·赛兴斯·佩里（9） 的写佃农的故事拍摄《秋天在握》。后来又同意和马尔科姆·考利合作，为瓦伊金出版公司编《袖珍本福克纳作品集》。除《圣殿》外，他所有的小说均已绝版，编一部文萃显然有利无弊。
再说，考利的意图（“全面介绍福克纳的作品”）
颇像他自己酝酿已久的一个设想。“无论如何，让我们为我创造的乌有乡编一本金书。我曾经想过晚年做这么一件事，按字母编一部没有特别规定的系谱，从父亲到儿子到孙子。”福克纳在给考利的信中表示兴奋，但在和梅塔谈话、和哈罗德·奥柏通信时，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失望。这几年来，他一直相信华纳兄弟公司会兑现签订新合同的允诺、为他在牛津做的工作付些钱的允诺。但是电影厂根据亨顿的合同又继续52 个星期。贾克·华纳继续吹嘘以300 元周薪买下美国最伟大的作家。
福克纳有时觉得能对付好莱坞，把它锁入另室，一方面完成它的任务，一方面进行自己的创作。但是3 年过去了，他认为有分量的东西一点都没写出。他知道自己的书没有销路，已经绝版。他不再指望“毕生之功（创造我这个乌有乡）”能够赚钱，但他“还有些东西要补写进去”，而且也需要调剂。只要能让他在家里工作，他可以写任何庸俗东西或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