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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普斯是福克纳笔下的最伟大的喜剧性创造。有时，《村子》读上去很老式，平铺直叙，不像《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押沙龙，押沙龙！》那样有意识地进行形式的试验。但是《村子》好就好在它的自信，无所顾忌而不觉粗心，为现代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书中列我们说话的语气沾沾自喜，胸有成竹。是这个语气，和人物、情节一样多变的语气，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中。它给人丰盛之感，仿佛斯诺普斯这一家人和他们的故事无穷无尽，只要你过的是人的生活、干的是人的工作、有一个能创造的头脑，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它给人悠闲之感，仿佛宏观的故事距结局如此遥远，不用作者和读者为之操心。故事基本上用第三人称叙述，主要是弗莱姆在演戏，拉克利夫在看戏。作者在书中加了几则吹牛的故事和几段精彩的插曲。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位和蔼、宽容而含蓄的主持人。在作者探索的种种自由中，有两种是他个人的：一是按他认为合宜的方式讲故事，有随意更动的自由；一是保持距离的自由。和他分享许多意外曲折之趣的读者便没有这种自由、和他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习惯用语的坐在门廊下的人便没有这种自由。连拉克利夫也被排斥在外，尽管福克纳对他抱有好感。他在第一部中以拉克利夫为中心，第二部中把他撇开，后来又让他回来慢慢走向英勇行为，再让贪婪和虚荣把他变成弗莱姆的又一个猎物。最后，福克纳得意地把他写成一个孤僻的人，不是英勇的人。他比任何一个主角更能使小说平衡于卷入与超脱之间——这是小说的一大优点。拉克利夫来回出入自在，从来没有一个跑街推销员如此和蔼、如此清心寡欲，虽然书中人，如艾克，都要同他计较，但从不当真。他出入于自己的阶层，过着修士般的独身生活。
福克纳的小说杰作中有几部，包括《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一方面反映当时的家庭、社会和时代背景，一方面表现情节、表现赋情节以形式的心智和声音。《村子》和其他小说一样，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时代，但又不像其前的几部巨著，把打听和讲述这些重要活动的心智和声音加以戏剧化，因此并不公然玩弄书中的虚构身份。换言之，很少直接注意思想和想牟的运作，不关心思想范畴、理性化过程、想象的结构和表现方式同事实本相之间可能有的差异。回避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十分小心才能理解。因为回避不是为了简单化，回避有着双重目的。
明的目的不言而喻，把《村子》带向我们所谓的“写实主义，。《村子》比福克纳以前的任何一部小说更多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完全可以像司汤达尔的《红与黑》加副标题《1830 年编年史》那样。加上一个今天的类似的标题。也完全可以像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奇》一样加副标题《外省生活志》。如果福克纳一口气写下去，这个三部曲可能采用巴尔扎克的《19 世纪风俗研究》的“典型的‘报道式’标题”。这些联想十分重要，说明《村子》从19 世纪的写实主义巨著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决意在虚构小说中容纳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厌其烦地描写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气氛。
除了公开的目的外，还有一个目的、或者说通过公开目的而表现的目的：展示卓绝的想象技巧，《村子》周详致密、信心十足地调度和发挥想象力。福克纳向罗伯特·哈斯宣布自己是“美国最好的作家”，此话也是他对正在创作的这部书的语气的确切批注。《村子》反映的种种现实，福克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有时甚至感到困惑和威胁。他说：“我怕透了斯诺普斯这号人”。然而，写作《村子》时得心应手，仿佛没有征服不了的现实。他保持距离和控制，表现出宽广、丰富多样和权威的语气。他相信自己具有的这些优点；乐意与书中人物、甚至与斯诺普斯一家分享这些优点（福克纳称之为“对急变应付裕如”），特别同拉克利夫（作者称他“接受文化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怨不恨）分享。他在表现控制时，坚持随意穿插、间隔或转移重点、坚持保持距离。他比拉克利夫更有心理准备，接受“现实，尽量利用现实，因为他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准则和信念，只要消比正常，什么也伤害不了他。”同《村子》中表现的控制正好相反，福克纳的个人生活和经济生活十分糟糕。
1939 年收入很少，最后的一点积蓄都快贴补完了。审时度势，他想起一条老办法，不投靠好莱坞而活下去的几个方案中的第一个：一年中的前6 个月写能赚钱的书，余下6 个月写自己爱写的东西。这个方案不可靠，福克纳深有所知，因为《晚邮报》会退稿多、采用少，往往明知他急需现钱而故意刁难。
1940 年1 月下旬，福克纳正在看《村子》的清样、为《晚邮报》构思故事时，考利奶妈去世。在山揪别业举行的礼拜上，他追念她对福克纳一家的忠心，特别给予他童年期所需要的爱和保护。考利奶妈的死使他一度“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创作”。
不久，他提笔写有关博尚的几个故事，其中有一则《莫利》，主人公很像考利奶妈。
此后几个月，福克纳调查、了解约克那帕塔法的黑人的生活。接连几个星期，写作进行顺利，接连给哈罗德·奥伯寄出《法律问题》《金不永恒》《壁炉中的火》和《大黑傻子》。
一年前因为急需钱而不得不放下《村子》时，写过一个故事《老人们》，讲狩猎，地点在德斯佩恩少校的营地，里面有几个猎人山姆，法瑟斯、布恩·霍甘贝克、艾克·麦卡斯林。写完傅尚的故事后，决定把它同其他几篇狩猎故事拼在一起，成为一本书，集中讲一个大家庭中的黑人和白人成员。4 月下旬，下一部、也即第十七部小说已初具轮廓，方法近似《未被征服者》。可是，钱的问题仍令他发愁，6
个月的计划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到3 月15 日为止，他已写了6 个短篇：但在另一方面是失败的，短篇的质量越写越高，编辑的兴趣却越来越小。《大黑傻子》显然是他有生以来写过的最佳短篇。
《柯里尔》双周刊的编辑们称之为他们读过的福克纳短篇故事中最优秀的一篇，接下去却说，不适合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直到4 月下旬，6 篇新作品卖掉一篇。
退稿连连，帐单又快到期，他必须重新考虑一个方案，不然，不敢把下半年花在那部新长篇上。他写信告诉哈斯说，他只希望写作能给他固定收入，数目倒不必太大，但是要靠得住。大笔钱一到手，夫妇俩会花个精光，接着就向人借钱，指望下一班邮差会带来支票。他问兰登书屋能否帮他这个忙，每月付给他固定一笔钱。
哈斯答曰可，但金额不能如福克纳期望的那么多。
其后几个月里，福克纳想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以求对付那越来越多的债务。6
月，差一点脱离兰登书屋而转入瓦伊金出版社；一个月后，匆勿去纽约回来，继续同兰登合作，问题仍未解决。常此以往，他担心迟早会爆炸。
所幸，情况固然不妙，还不算直线下降，只是起落大。《晚邮报》和《柯里尔》两家杂志一直不可捉摸，1936 至1938 年，他年收入2 万元；1941 年，政府宣布他大笔税赋逾期未付后一年，他的收入不过3 千8 百元。他和埃斯特尔既改不掉挥霍浪费的习惯，只好努力省吃俭用。但在福克纳自称基本破产后不久，他作猎鹤鸨之游，穿的是高级猎装，用的是定制的手工锻打的新猎枪。有时，他顾影自怜，怨家人挥霍成性、没有良心，把他压垮了。在一封信中称自己的境遇“实在莫名其妙，令人紧张”。照理说“艺术家应该没有经济负担、良心责备等问题”，可是自己却偏偏道德观念古板，独挑养活一大家子的重担，男女老幼，不止十几口，仆人还不计在内。但是，阵阵“狂怒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发作过后，也有清醒的时刻，怪自己不会理财，自己挥霍、鼓励家人挥霍。在《村子》前几章中，维尔·瓦纳对于那个法国老人的虚荣、“需要那么多东西的傻瓜是什么滋味”，百思不得其解。
他写情给哈斯说，“可能是虚荣心”使他不仅要保留乡下的农场，还要买“牛津境内的35 英亩的公共林地、还补充说“比镇上谁的地都大”，可是他要，为了羞辱那些小看他、说他“永远不会有出息”的亲戚和同乡。
他担忧、挣扎，企图解决经济问题，生怕被迫卖地，创作因之大受影响。
1940 年春天工作得还好，到年中便不能甚至不愿提笔。他疲倦、失眠、精力不能集中，又一次觉得谈计划比实际写容易。“我有一部腥风血丽的神秘小说，应该卖得出去”，“我有一则好故事……哈克伯里·费恩（6） 一类的故事”。
厌倦、沮丧日甚一日时，警惕提高；也许可以收集《马了诺医生》以来发表江的故事。偶而囱写出新的短篇；7 月发表《去吧，摩西》，12 月发表《三角洲之秋》。但到1940～1941 年之交，心情益发黯淡，破产的威胁似乎略有缓解时，又来了战争的威胁。他的消遣已有种田、打猎、骑马和飞行，如今又多了航海。写作一松弛，这些活动充实他的大部分时间。“我现在飞得相当稳”，1941 年3 月写给哈斯的信中这么说，“心情还是定不下来。民用飞行训练是不够的。如果我有钱养活家人，我要去英国干我的老本行。我大概还胜任。不行的话（如果我有钱），我要去试试美国空军，即使嫌我年纪太大，不能上天，我还能开船，当教练。”此后几个月中，他继续为钱担忧，继续做那当战士的旧梦。5 月，重又提笔，写作一年前酝酿过的一部书，其中有的故事早已写好，有的打算重新写。“总的主题是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