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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有悲痛与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悲痛。”知痛才知自怜，失落后才知悔恨。但是他并不以空虚的懊丧来填补生活，也不把监狱当作耶路撒冷。他能忍受监狱不过是因为已经尝遍高个子罪犯借蹲监狱而逃避的种种人生经验。虽然两人异途同归，哈里不是出于自愿，是为爱情而犯下社会不容之罪。
《野棕榈》最终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也不知如何形容它才好。福克纳认为是一部统一的著作（他构思高个子罪犯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衬托夏洛特和哈里的故事”，因此把两个故事一章隔一章地写）。但这不等于说，他缀合两则故事的试验是成功的。读者多半认为不成功：一方面因为尽管有形式上的联系，两则故事互不相关；一方面因为《老人》没有《野棕榈》那样的不可知论、不如《野棕榈》那样不均衡。但是，至少还要补充两点：第一，尽管形式古怪，两则故事因对照而相映生辉。如果分开，《老人》显得冗长而不足道，《野棕榈》则过于凄戚，令人不忍卒读，乐与悲起落太大。
《野棕榈》的高浓度最好能略加稀释，《老人》的浓度则需要提高。第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形式，在于书中的女人，说得确切些，在于其中一个女人。
《老人》中的那个少妇呆滞而无生气，除了高个子罪犯外，谁也不会去理睬她。
夏洛特·里登迈那显然是书中最惊心动魄的角色。是她创造了与哈里共享的爱情，是她主演了两人分担的惨祸。她的需求是奢侈的，她的献身是绝对的。她可以抛弃一切，抛弃了丈夫、子女还不够，竟坚持堕掉腹中的胎儿，一切为了她所谓的“兽欲”，她称自己追求的情欲为兽欲，然而她在情欲中追求的是爱情、她渴望得到爱情。“我对你说过，”她说，“当然我想说的也许永远只是希望。”埃迪·本德伦要而得不到的满足，夏洛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的梦想中有埃迪喻之为雁和来自“幽冥的朦胧、高亢而野性的”情欲的呼唤，也有交合，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结婚。
夏洛特当然讨厌礼教，对于心灵结合，无论多么高尚，不感兴趣。成为她生活奇迹的淫欲其实是真正的情欲。她愤怒反抗一切束缚，特别是社会和年龄——爱情的两大敌人。她理想中的交合应完美得超越欲念、平息一切情感和动作。“她不爱我了，”
哈里在一次奉命交配前的一霎那思忖道：“她其实什么都不爱。”夏洛特当然知道偷情的人是随时会被人捉奸的。她和哈里一样担心噩运。哈里预感存大祸临头，“我要出事了”。她渴望能过上由一个个永恒瞬间组成的生活，为自己和哈里寻求这样的瞬间时，显出她灵气风发的线条。
她是福克纳笔下又一个十足女性又略带阳刚之气的女人。这才是完美，不仅是“女性的原则”，是永生爱神阿芙洛狄特的肉身，也是“全能全智的爱应男女合一的倡导者”。
因此，《野棕榈》是一部大起大落的小说，讲故事的策略同样大起大落。
高个子罪犯是个“矮子”，以弃绝来对付各种欲念。哈里虽然超越弃绝而追随夏洛特，理想和勇气仍不如她。他说“她比他好，更像男人”，他配不上她，没能转移她追求纯洁情欲的坚定目标，没能在情欲的彼岸找到高个子罪犯通过弃绝追求的平安、平衡和耶路撒冷。她对哈里说：“不可能是别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没有舒适、保险、平安的炼狱。”最后，她的绝对需求和勇气加上哈里的犹豫和沉不住气毁了两人。
《标塔》的人物走的路相仿。舒曼、拉威恩和霍尔姆斯同夏洛特和哈里一样，舍弃世俗平凡的生活，追求冒险。舒曼和夏洛特一样付出了生命，卖艺人对性爱的追求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特和哈里身上则性爱至上。
两种追求在二书中都是相互关联的，都导致死亡。哈里预感大祸临头，和乔·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是一回事（“我要出事了”），和夏洛特的最深处的直觉——
“爱即是苦、苦即是爱”——是一回事。夏洛特相信只有爱情值得献身，所以嘲笑妥协，但是她知道挚情追求的天堂总是在伤害的彼岸。
结构已不寻常，对每个主要人物的模棱两可的语气使《野棕榈》更形复杂：既同情又讽嘲，偶尔是既怜悯又卑视。结果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过分复杂对小说不利”。要理解这部小说，需要看一下写作时的悲愤心情：肉体伤痛、婚姻和生活中的不如意。写到一半时，福克纳甚至认为一连几个月的“疼痛和失眠”下来，自己都快疯了。书成后不久，他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195 “这6 个月来，一直生活在家庭纠纷和背痛并发的特殊环境中，不知道这部小说是好，还是胡说八道。我好像坐在墙的这一边，纸却放在墙的另一边，执笔的手是在墙上捅个洞在漆黑中摸瞎写的，根本看不见纸，不知道笔是否写在纸上。”显见写作《野棕榈》时，伤痛、心碎和生活问题交加。人们自然会把伤痛归诸于背伤，把心碎归诸于梅塔，把家庭纠纷归诸于埃斯特尔；这也是事实。但还有其他的危机。
1937 年冬天，福克纳常常成小时地陪埃斯特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天、朗诵诗歌给她听。维多利亚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几星期，便遭丈夫遗弃，她几乎绝望。多年后她回忆说，是福克纳帮助她恢复过来：“是他使我活了下来。”她说。很可能在劝说过程中，福克纳不仅帮助了维多利亚，也帮助了自己。在阿尔贡昆时，他觉得有一种同灾祸调情的本能，此后几个月的文字中历历可见疑虑惊愕的迹象。哈里·维尔伯恩自称画家，令人回想起埃尔默和福克纳自己的早期。哈里对待自己为通俗杂志写低级小说的态度，反映了福克纳对待自己写商业小说和在好莱坞工作的保留看法。
夏洛特有不少地方像梅塔，也令人回想起福克纳以前几部小说中的女人以及他自己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贝尔德。夏洛特幼时的烧伤固然同福克纳最近的灼伤有关，但也同海伦幼年受的伤密切呼应。夏洛特和海抡一样，身上有几处烧伤的疤痕，也和海伦一样“不待人家发问”便主动告诉人家。
再说，这部小说虽然怀着由衷的赞慕刻画夏洛特坚强洒脱，但也表现出对女人的深刻怀疑和怨恨。对夏洛特的偷情天才不乏贬意，同高个子罪犯心底深处的信仰相似：女人喜欢罪恶、喜欢勾引男人犯罪，在小说的每一个节骨眼上都能本会到。
夏洛特一命呜呼，高个子罪犯的和哈里都鎯铛入狱，主要为了同女人搞在一起，小说中的男人渴望早日退出性爱、退出生活，这是在女人的追逼下避免毁灭的唯一出路，退隐向福克纳招手已多年，表现在霍拉斯·本博和盖尔·海托华这些人物身上。
到了30 年代中，退隐的念头更是时常浮现。几年后，他说“安德森当初如果做了和尚，可能会快活些，”“遁入隐修院……没有人能伤害他。”几年前买下山揪别业时，肯定有把它当作避风港的意思，还在其中造一个更深的隐修所——一间朴素得像僧侣住的小房间，全部属于他一个人。《野棕榈》开写前不久，他作好扩建这所圣殿的准备工作，后来亲自动手，一半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密。他在其中坚持过正经而庄重的生活。他曾在另一处说明自己的理想始终是“南北战争以前的雍容华贵的风格”。然而，他的另一半不甘心隐居和退缩，所以继续去约克那帕塔法和外部世界。他最大的恐惧是：艺术家不愿面对“机会和境遇”。他久久地同恐惧斗争，特别是对女人的恐惧，他希望有经济保障、不用为钱操心，但比起对女人的恐惧来，算不了什么；至少在实践中求之而不得时可以回避。
他历来想当运动员、猎人、飞行员、诗人和情人。1938 年2 月写《野棕榈》时，又实现了当农夫的愿望。他买下320 英亩的农场，称之为绿野农场。他和W ·B·叶芝一样，对死的意识越强，求生和写作的欲望也越强。置身于心碎、悲痛或者痛苦与一无所有之间，他宁要心碎、悲痛和痛苦。他比夏洛特和哈里更加矛盾：半个他要创作一部讴歌爱情、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的小说，另一半坚持把代价抬得极高。和夏洛特、哈里一样，他不得不一路作出牺牲。他把社会、体面，求得社会批准的希望、理性、求生存、求自由的希望树立为爱情的对立面。因此，《野棕榈》的理想比它的策略还要极端化。
书中的爱情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一场劫难。哈里预感灾祸，“我要出事了”
说明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写作《野棕榈》不是为了驱散痛苦和矛盾，是为了探索并表现痛苦和矛盾。
《野棕榈》虽然是一部有瑕疵的作品，但大大恢复了福克纳的创作信心和目的。
不出几个月，他又着手另一个宏大规划。这时，他不用为钱发愁；米高梅影片公司同意买下《未被征服者》，愿付2 方5 千元。买下绿野农场后，搞克纳写信告诉莫顿·戈尔德曼说，他终于可以什么时候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夏天，《野棕榈》完成后，大部分时间花在农场上养牲畜。好多年前，他在第一部约克那帕塔法小说中讴歌骡子对时间和环境的漠然，“对土地的忠诚；当别的一切都背弃时”，讴歌骡子的坚贞不二。骡子天生与世无争，奉为原则，因此不卷入任何关系：
“它不像父亲不像母亲，不生儿育女。”现在他在农场上蓄骡而不养牛，听不进代他经营农场的弟弟的劝告。
9 月底，去纽约为《野棕榈》作最后定稿时，他正在与一些既像高个子罪犯又像绿野农场附近的山民那样的人物。在纽约时改了书名，并请哈罗德·奥柏当他的经纪人。他也出席通常的宴会，拜访老朋友，包括梅塔·�